纪念汶川地震三周年的电影《大太阳》正在上映，本报记者对导演杨亚洲进行了独家专访。
杨亚洲不忌讳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自己从犹豫到坚决要拍摄的态度。作为一个一直对生活中的小人物怀有独特情怀的导演，《大太阳》汶川的一趟拍摄经历，杨亚洲的体会是十几年的创作中从没有遇到的感悟和感怀。杨亚洲作品风格的执着与特色，依旧在这命题作品中满满的洋溢着，毫不逊色他的其他影片。
杨亚洲是一个有社会良知有艺术追求的人，他的作品关注道德和民生，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苦难中总能看到阳光，把爱写在生活中，是他作品的一贯原则。这正是当今的艺术家最缺乏的东西。
杨亚洲还是一个勇敢的人。他的敢担当还表现在家庭生活和夫妻情感上。和倪萍搭档和伴侣，需要男人的勇敢。作为曾经央视最著名的女主持人，倪萍转型演员，又获得过不少国内外大奖，倪萍永远是个新闻点，尽管她自己极力低调，和倪萍比，杨亚洲不见得是热点人物，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敢娶名女人为妻，杨亚洲勇敢地娶了倪萍。采访的时候，杨亚洲并没从正面谈起他们的家庭生活，但是你能感觉得到，在倪萍那里，杨亚洲为倪萍承担着一份无法代替的精神力量。
电影圈有一群特别会钻营的人
记者：为纪念汶川地震拍这样一部电影，虽说是命题作文，但拍好这样一部影片，不仅需要社会良知还需要一份勇敢？
杨亚洲：这么多年，我一直琢磨生活中触及不到的人，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这是我永远想拍并做的事情。《大太阳》刚开始找我，我拒绝了，那时地震刚刚结束，人们天天看新闻，还去拍，那不是添乱吗，我特别讨厌这样做。我们电影界，在创作上，培养出了一支特别会钻营的创作队伍，哪里出了一个英雄，就有人来抢了，这预示着拿奖，不要脸的人会说，最近怎么没有英雄人物出现，我觉得那时来拍目的不纯。最后决定来拍，是下去的体验，是真实彻底改变了我，你说的那份勇敢就来自真实的生活。
记者：说说你的改变？
杨亚洲：去年的今天，长影拿本子来找我，当时剧本叫《生生不息》，故事很差，写的也不是地震中应有的女性代表，也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特别脏，真实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生命，但是要真实的积极，真实的善良，真实的穷欢乐，我的每一部戏都是这个原则，那些美好，那些穷欢乐，有文化的看到穷人的快乐，要拍这样的戏，我决定下去看看，我带着编剧下去了十几天，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看的情景，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决定拍就是那十几天的生活决定的。
记者：《大太阳》并没有太多还原灾难，而是写爱，你所有的电影、电视剧，为什么都把“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杨亚洲：当年，民工题材的《泥鳅也是鱼》在意大利一个千人剧场上映，全场掌声十几次，是他们对电影的喜爱和尊重，让我体会当导演的骄傲。一个知道往哪里走的人，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大太阳》把视点放在灾后破碎家庭走过的一条真实、痛苦、矛盾和挣扎的重生之路上。地震带给人的除了痛苦，就没有别的了吗？他们最需要什么？是充满爱的倾诉。
记者：谈谈小人物对你的感动？
杨亚洲：片中地震两周年悼念那场戏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帮助拍的，他们的话那么朴实。一个父亲告诉孩子，让姐姐要照顾好弟弟；另一对父母说，孩子，爸妈来看你了，我们这些拍摄者看着他们全是眼泪，我保证孩子们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里。那种打动是渗入心底的，拿不掉的。拍摄这样一个故事，连我们摄制组里的人都变了，我们队伍里有不少80后90后，开始拍摄时，有人害怕当了逃兵，在拍摄的两个月里，他们变化惊人，从躲藏到最后抢着进。我们在拍摄看到那个地震震裂的石屋的时候，泥石流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希望往洞里深处走，那里就有埋着的逝者，我的儿子杨博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先走进去五六米，替演员走位，倪萍什么都没说，直接走了进去，真正从逝者的角度，想着逝者的痛苦。
记者：影片倪萍有大段落特写镜头的独白，有评论提出您有意为主旋律说教。
杨亚洲：这段我特别有心得。这些段落更像现代的链接，比如倪萍那段话最忌讳的话，领导看了都有这种担心，在拍摄过场中，我不是被动地拿上去的，我不是被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真心拿上去了。
记者：把命题作品拍好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大太阳》的难度在哪里？和你最后欲罢不能的快感在哪里？
杨亚洲：命题作文的创作空间小，投资者向我要的东西太多，长影要振兴，政府要喜欢，还有一个票房的尝试，国际电影节上要走一回。如果钱多一点，没有那么多要求，兴许会更好，如果这次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是中国主旋律影片的一次突破。然而，现实生活给出的空间和宽度真的非常大，怎么样拍出他们的欢乐，那些流泪的人有笑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浪漫我怎样来表现，我们必须要融入生活中去，才能为自己找到答案。
现在懂表演的导演太少
记者：你是一个诠释中国小人物的高手，你这样关怀小人物的根基是什么？
杨亚洲：这是一个幸福观的问题。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脉搏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看着这样的生活我能踏实，有灵魂。我当年拍《泥鳅也是鱼》讲农民工的故事，当年他们还叫民工，他们有两亿多人，我们写他们的作品有几部?在我这些年的创作过程中，中国电影已经开始票房至上了。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说，民工们都不看电影，我犹豫了，还拍不拍？但是我真正走近民工，走进他们的生活，越了解他们却越想拍越不敢拍了，我的原则是不能背离真实，不拍真实自己肯定不喜欢，两个原因几乎让我放弃，民工不看，其他人不关心民工，党和政府不高兴怎么办，这么多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睡不着觉，因为你越深入下去，他们在自己心里扎得越深，最后我想，爱看不看，就算没有人看没有票房，我也要拍。
记者：你观察生活的习惯是天生的?
杨亚洲：现在懂表演的导演太少了，我是演员出身，去看、去听、去接触。这是一种职业习惯，我至今仍然受益于这样的习惯。
记者：感恩是艺术家崇高的使命和责任，你的作品都有感恩的主题，艺术家不感恩，没有感恩的心拍不成小人物？
杨亚洲：我偏爱平民题材，偏爱他们是因为我看得见摸得着他们，他们才是生活的主流，我偏爱他们是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偏爱普通人，小人物不“装蒜”。只有拍他们，艺术生命力最长、艺术感染力也最强，所以我拍他们心里有底，有拍的冲动，有了他们才是生活，有什么理由不感恩？
记者：感恩的东西在你的作品中有怎样的影响力？
杨亚洲：像《大太阳》这样的拍摄经历，对艺术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次调整的梳理，今天这个桥还在，明天就没有了，石头裂着大缝，你进不进？剧组的人从害怕到一点点克服，到如走平地一样，这是心灵的进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是一件善事，是逝者的灵魂在保佑我们。相信一线创作人员，国家的力量，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今天的农民，那些小人物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的创作过程也在变化。
做人拍戏不骗自己不拍垃圾
记者：以你在影视界的声望，完全可以拍大片，为什么却总是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杨亚洲：我不想拍重复的题材，当年《雪花那个飘》获奖，投资人没有渠道，至今没有发行。拍电视剧，《空镜子》以后，空房子全来了，拍《浪漫的事》，浪漫的事全来找我了，我这几年感触很多，电影的发展，设备的进步，观众的回归，我四年没有拍电影了，近来年，我当过金鸡长春电影节的评委，看了七八十部电影，看得我目瞪口呆，像《投名状》这样大片的杀人暴力，像《画皮》那样的白发魔女，这就是香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破电影，现在却成了大片横行霸道，我们要对什么负责，我们的良知何在，我们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负责?我真的不能理解。在美国也是后半夜才播的。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的孩子看了好不好，有没有坏的影响？你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吗？我总是说，我们这样的人有两条命，一条是自己的命，一条是艺术生命，拍小人物经历的电影，对死亡和我们今后的生活，对我们的艺术生命起了大作用，面对有无数诱惑，我没有迷失，没有糊弄自己和观众，经得起诱惑了，不输给那些挣钱的人，我们挣钱也要脸。做人拍戏不骗自己，不拍垃圾，对得起下一代。
记者：生活中你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却给电影制造出了那么多的浪漫，谈谈你对生命的态度？
杨亚洲：我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男人。生活中的我很少上网，我会看看报纸。其实生活中的我挺没劲的，不泡吧、不喝酒，应酬或社交的场合我是能不去就不去，人重要的是什么都要真诚，有人说，你拍大片了，就意味挣钱，但是，如果我只拍了一部挣钱的电影，我是不会有这些体会的，我对生命的认识一定是肤浅的，我想做一个幸福的导演。
记者：倪萍是公众人物，她从至高无上的主持人地位转型做演员，你们勇敢地走在了一起，不是所有的人都敢娶名人为妻的，这也需要生活的勇敢，你为什么勇敢地选择了倪萍？
杨亚洲：我和倪萍既是搭档又是伴侣。人要有真诚，有爱，有事业，有将来，如果人不行，我还是要放弃，什么是幸福？你爱的事业，你爱的人，走到哪里都想着回家，生活中谈情说爱，谈创作，又和爱和生活相关，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还要患得患失吗？
记者：你认为倪萍的转型是不是很成功?
杨亚洲：公正地来评价倪萍，她不仅是一个好的主持人，还是一个好演员，她有一颗感恩，明朗的心。拍人难，拍事简单，对于演员来说，把握人物形象更难。《大太阳》倪萍演银杏这个人物，特别有心得。倪萍是一个善于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的主持人，为此以至于有人说她，倪萍在这个戏里比较排斥哭，我也尊重她，拍戏的过程中看到她流泪，我就提示她笑一笑，我们试了一两条，她说不对，银杏是一个农民，她的痛苦那么深，她的儿子没有了，丈夫背叛她了，家里十八口人都没有了，她天天喝酒以泪洗面，还能笑着哭？记者 陈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