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我很被动，听天由命
羊城晚报记者 肖执缨 实习生 陈健玮
当过搬运工，做过印刷厂工人，在电视台做了多年打杂的临时工，现在的他，已经是成功人士了，但他演绎的却不是一个“少年时候就怀揣宏大远景”的励志故事；他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成功模式———踏踏实实做好当下就可以了
要说当今中国内地最炙手可热的主持人，孟非算是其中“之一”。自2002年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现名《零距离》)开播后，孟非就以睿智的“光头”主持人形象及犀利独到的点评受到了观众的喜爱。2010年，他转战婚恋类综艺节目《非诚勿扰》，收视率迅速夺得全国同时段节目的第一名。在《新周刊》2010年度电视榜评选中，孟非获得了“年度最佳主持人”大奖。
但就是这样一个出尽了风头的“公众人物”，其人生经历可谓是“屡败屡战”。近日，在结束了《非诚勿扰》的一次录制后，孟非在江苏广电总台大厦的13楼办公室里，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他淡然地说：“跟我岁数相仿的人，有这样的遭遇是很多的，有的人比我还要坎坷得多。”
作为在全国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电视节目，江苏卫视的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今晚迎来第130期。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依然保持着极高的人气，是因为该节目从来不缺少话题，而孟非和乐嘉这个“光头组合”就是一个最大的谈资。
“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老百姓的俚语中总是透着大智慧。在《非诚勿扰》成为收视奇葩的奇迹道路上，两个“光头”居功至伟———一个是主持人，站着说话；另一个是心理专家，坐着点评。他们是整个舞台上最清醒的旁观者和最睿智的调和者，联手帮助嘉宾们细细推敲感情路在何方；他们也是一温一火的两个绝妙拍档，时不时你捧我逗玩点“男男暧昧”让观众无语抓狂。
而在舞台背后，他们同样有着曾经坎坷的前半生。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一夜成名”背后是否有着必然性？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所服务的这个节目，自身又是如何对待婚姻和爱情的？……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程去到南京，对孟非和乐嘉进行了独家采访。
折点1南下
“最窘迫时身上只有吃一顿盒饭的钱”
1971年10月12日，孟非出生于重庆市一个普通家庭，1982年随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南京。1990年，他高考落榜。为了谋求出路，他和一帮同学去了深圳，但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美梦。几经周折，他才找到了一份搬运工作。
羊城晚报：你的经历你的故事都特别“励志”，你自己这么认为吗？
孟非：可能大家看到的“经历”都是转载自网络上的几篇文章吧。其实我想通过这个采访给大家澄清一下，这些文章的骨架和事实基本上都是有的，但文章是按照“知音体”、“故事会”等风格，进行了比较恶心的、大量主观的联想。其实把故事的核心要素抽出来———在我那个岁数的人，有这样遭遇的人是很多的，比我坎坷得多的，也有的是。
羊城晚报：高考落榜这件事对你的打击大吗？
孟非：不太大，预料之中的事。(笑)父母那时候都没工夫管我，但都有知识分子家庭对下一代的期望。不像现在的那些变态家长，班也不上了，一门心思辅助孩子，以上哈佛、剑桥为终极目标。那时候，父母拿不出时间和精力干这些事，但他们意识里有这样对我的期望。
羊城晚报：当时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孟非：就是现在，我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打算。当科学家、当明星等梦想，小学二三年级有过，小学毕业后就没梦想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职业理想、职业幻想，只是觉得当记者还不错，因为我父母是当记者的。
羊城晚报：那时你算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吗？
孟非：算，现在也算。
羊城晚报：你这种心态，父母就不给你点压力？
孟非：还好，但中国式的教育，孩子怎么会没有压力呢？不管什么家庭的孩子都会有压力，只是压力大与小而已。
羊城晚报：你抗压性很强吗？
孟非：绝对不算。我面对压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弃。领导交给我的事情，我会努力地做好。我并不是那种特别消极的人，只是我没有某些宏大的人生规划、理想要去实践，但我也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领导布置的事情，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甚至比领导希望的还好———那就可以了。
羊城晚报：后来你和一帮同学去深圳的目的是什么？
孟非：沦落到社会上还能干吗？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深圳遍地是黄金，去了深圳就会发财。去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很快就回来了。
羊城晚报：当时做搬运工？
孟非：当搬运工的时候，和两个朋友住在当地一户渔民家里，家徒四壁的那种。最窘迫时，身上只有吃一顿盒饭的钱。尽管一天能挣个两三百块钱，但没有保障，不是天天都有活干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天能挣个两三百块钱真的很好。
折点2事故
“它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
孟非回到南京，成为一名印刷厂小工。他每周从周二早上8点钟上班，一直要忙到周四晚才能下班。由于工作时间长、耗费体力大，在一次工作时，他的手被卷筒卷了进去。对于这段经历，孟非坦言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羊城晚报：做印刷厂小工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孟非：对我的职业没什么影响，但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底层，你打拼过，你不是在看小说，不是在看新闻报道，不是在看连续剧，而是你自己真正接触了社会底层的真实生存状态。你天天跟他们一样一起吃喝睡，干着一样的活儿，拿着一样的工资，你没有任何优越感可言。无论你内心深处想的是什么，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羊城晚报：当时劳动强度有多大？
孟非：每个星期印一次报纸，印的是广播电视周报嘛，发行量100多万份。我们厂是小厂，两组人轮流印，从星期二晚印到星期四早晨，中间还连着一个夜班，看日出日落看两回。干8小时休息2个小时。初来时，让我背石棉网，虽说不是很重，但体积特别大。工作时间和体力都是超负荷的，工作结束后骑自行车回去，手都是哆嗦着。月收入300块钱左右。
羊城晚报：后来出了一次大事故？
孟非：一次工伤，我差点残废。那天早晨印完报纸，要擦完机器才能算结束。我手上裹着棉纱、沾着汽油擦印刷滚筒，擦一点就要转动一下机器。由于工作时间太长了，这只手转动着滚筒，那只手还没拿出来……于是我的手裹着纱布就卷进去了。幸亏有位老工人救了我，过程大概是五六分钟。那时候有意识，但脑袋一片空白。
羊城晚报：这个经历对你后来的职业生涯和性格有影响吗？
孟非：我出事是在6月份，离开印刷厂是在次年春节前。我自己辞职的。很难把这件具体的事情和某些具体的事情相联系。做过工人，呆过社会底层，有这段体验，那看待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懂得从什么角度、从什么立场去看了。当然我不认为新闻非要把屁股坐在哪个群体中，它讲求的是事实，但是起码在评论和看待某些社会问题上，会更符合大众的需要。
折点3等待
“在电视台当临时工内心受到很大伤害”
1994年，孟非成为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的一名临时工，负责接待工作。就这样，孟非在电视台做了七八年临时工。尽管收入高了一些，但“临时工”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身份，始终让孟非充满了纠结和尴尬。
羊城晚报：你怎么会去了电视台呢？
孟非：我父母在电视台，但我当时是做临时工，在办公室端茶倒水、打电话、叫外卖，这些都是没有工资的。就等着记者们有活叫上你，给你50块钱；或者明天有个活儿，报道谁谁谁，3天，就给你150块钱。如果你勤快的话，好多记者都会叫上你。
羊城晚报：会觉得委屈吗？
孟非：会。内心的感觉是，虽然都是做最低级的活儿，但在印刷厂大家都是平等的，每月都拿300块钱工资。但在这里，是不平等的，这里等级森严———干同样的活儿，人家拿钱跟你就是不一样。人家是有保障的，你没有。你说卫生纸值多少钱？但那也是一种福利。你只是去楼下把卫生纸搬上来分给大家。发啤酒也是，只是我们这些人搬，但没有你的份。其实几卷卫生纸和几瓶啤酒对你并没有那么重要，但这对你内心的伤害是很大的。尽管当时我的同事对我非常好，但那种好是无法弥补这种伤害的。
羊城晚报：那时候你是为了日后当记者、当主持人“打伏笔”？
孟非：那时候我没有想过干什么，只是见一步走一步。我不干这个，那我能干什么？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放在我面前。在电视台混就是这样，当时单位的机制还没有那么健全，如果你还是临时工，但你的能力又可以胜任某些事，当你干的活从低级开始慢慢到高级的时候，收入也会越来越好，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有时想：等时间长了，总有一天要解决一些人的，轮也该轮着我了吧？当时干临时工的年轻人很多，但他们几乎都没等到最后，都走了。谁受得了这个？你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承诺，哪怕是渺茫的承诺，甚至连敷衍的话也没人跟你说。
折点4成功
“做记者的那段时间是快乐的”
孟非主持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九年，以独有的风格受到业界的好评，还被称为“南京的儿子”。当央视向他伸来橄榄枝时，孟非谢绝了。他说自己有妻有女，已经没有了20岁时的激情，很安于现状。
羊城晚报：当了七八年临时工的经历，对你后来成为民生节目《南京零距离》的主播有什么影响？
孟非：你自己扛过摄像机、写过稿、剪过片子，跟一个从播音主持专业出来的主播显然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有那么多新闻，我干了9年。刚开始，头100天，我都没有休息过；之后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又过了几年，每星期休息两天，有替班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做记者的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羊城晚报：好像记得当时曾经有规定，电视台主持人是不能剃光头、穿花衬衫上电视的？
孟非：地方台的新闻，形象也很重要，是要覆盖全省的，长得是不是“主旋律”很重要。当时台领导是相当地破例。我本来就头发少，就干脆剃光它。我不是为了上这档节目而剃光头的，头发少是生理缺陷，不是说不歧视生理缺陷的吗？(笑)
羊城晚报：在你正式当记者和主持人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孟非：我没有刻意做准备，就是把夜大中文系念完。我并不是为记者生涯做准备，只是觉得内心空虚，必须找一个心灵的安慰。
羊城晚报：据说你还多次放弃了去央视的机会？
孟非：说实话，这件事我不太愿意多讲。央视有几次来江苏考察过这个节目，也有好几个节目想挖我过去，但事实上，我们当时根本没继续往下谈。
羊城晚报：为什么没有往下谈？
孟非：我这个人比较懒惰，做生不如做熟。如果我当时是二十几岁的话，我会立刻去央视；但当时我三十出点儿头了，有妻有女，何必呢？没有了那种激情。更何况央视的新闻能给我更大的空间么？不可能。那我去干吗？挣钱多吗？
羊城晚报：现在回头看自己做记者、主播的那段时间，你觉得是遗憾多还是成就感多？
孟非：成就感。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恐怕所有的中国新闻人都会有遗憾，那是共同的遗憾。
折点5转型
“我干的每件事都不是自己的意思”
孟非说自己干的每件事都是“听天由命”。2010年1月15日，《非诚勿扰》开播，他转型以一名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出现。《非诚勿扰》播出后大受欢迎，孟非表示，他这也许是另外一种成功模式。
羊城晚报：后来转型做《非诚勿扰》和《绝对唱响》的主持人，是你自己的意愿吗？
孟非：我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很被动，听天由命。
羊城晚报：一个听天由命的人，为什么“结果”会很好？这不太符合“励志”的标准……
孟非：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看到的成功人士都是在少年时候有着宏大的远景，都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百折不挠；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踏踏实实做好当下就可以了。还有，碰到个好领导对我很信任。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非诚勿扰》这个节目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主持人，你个人如何理解？
孟非：通常受众愿意把大多数功劳给主持人，而幕后有很多工作，大家是看不到的；但这也很公平，一个节目不好看的话，观众也不会骂幕后，只会骂主持人。这个职业的特性就是，让你享受到你原本享受不到的东西，也承受着你原本不该承受的责任。但我很同意一点———主持人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风貌和气质。《实话实说》先后由三个人主持过，风格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羊城晚报：你的主持风格是什么？
孟非：我自己还真的说不上来，这个必须要观众来评价。显然，我们是在给中国观众提供另外一种风格。
羊城晚报：《非诚勿扰》让你走出了江苏，成为全国的公众人物，你适应吗？
孟非：我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笑)以前做新闻节目时有六七千万人看，现在有六七亿观众看，你觉得有区别吗？你在江苏有人对你指指点点，到了安徽有人对你指指点点，这样有区别吗？六千万人的指指点点和六亿人的指指点点，这个没有区别；从没有人指指点点，到有人指指点点，这才是一个区别。
羊城晚报：区别是什么？
孟非：原来可以做的事、可以说得话，现在你必须得谨慎了，因为你身份不同了，人们要求你的标准不一样了，你的隐私权和其他人也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有时要面对回答了无数次的问题，你会觉得很烦吗？
孟非：不能这么讲，应该说这是职业的一种属性。我想大多数老百姓会讨厌公众人物老是说：“哎呀太累了，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那你不要做啊！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非要你做吗？什么“签不完的名，合不完的影”，那你不要做啊，不要红啊！这是你的职业决定的事情。
羊城晚报：现在你有了号召力，有没有想过用它来帮助一些弱势群体？
孟非：当然会，我是江苏省红十字协会的理事。我以个人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主要针对农村的失学儿童。我想，关键不在于你能帮助多少人，只是你帮助别人这件事，首先能满足自己的一种精神需要。
记者印象
《非诚勿扰》里的孟非幽默、睿智，面前的这个孟非还多了一份坦诚。可能是从低层打拼出来的缘故，他一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
“屡战屡败”，是他前20年的写照，原本我想挖掘一些他坎坷经历中的“励志因素”，但他先是一句“从小就对未来没有打算”，没多久又一句“我很被动，听天由命”，让专访文章的“励志”色彩变淡。但“失望”之余，却对他更添了几分敬意。
情感话题
孟非自己的
“我们那代人没什么特别的”
在节目中，孟非见识了爱情观各异的嘉宾们，而生活中的他，爱情观却是属于“那个年代”的。
羊城晚报：你个人如何看待节目中不同的感情观？
孟非：我们一辈子都在做标准答案，但这个节目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我觉得没有谁能说这是对或者不对，尤其是感情这事儿，只有合适与不合适、喜欢与不喜欢。婚姻感情是软性话题，就是过日子、家长里短，就这么一点儿事，大家就当是在一起聊天探讨。
羊城晚报：80后、90后的爱情观与你这个70后的大相径庭，你会羡慕他们的想法吗？
孟非：我会很羡慕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譬如说，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我辞职去旅行了；然后回来再找工作，等又有了一笔钱了，又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旅行。我做不到这种事，但又想做。我就是那种没出息的中年男人。每次他们讲出那种话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就放出羡慕嫉妒恨的光芒。
羊城晚报：你自己真实的感情观是怎样的？
孟非：我们那代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大多数人没什么不一样———找个普普通通的人好好地过日子就行了。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家庭也很普通。我也没什么不愿意透露的。我曾经在博客里写：“我又不是恋爱专家，我的家庭极其普通。简单正常得不能再简单。”
羊城晚报：你个人如何看待爱情与金钱的关系？
孟非：这要看对什么人说———你对一个从农村到城里打拼、一个月收入很微薄的年轻人说“钱不重要”，这种话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反感的。情人节那天，男人都捧着花见他们的女人，很多白领会觉得很恶俗，因为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但是低收入人士没有经过这个阶段，他们也想送花，也想去烛光晚餐。这是他们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