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的好友们都说他是一个“控制狂”，这表现在喜欢控制别人和自制力超强两个方面。
那英说，和汪峰一起录音时，“就连大家吃什么样式的盒饭，他也得管”。这次拍摄采访过程验证老那所言不虚。助理在旁边用苹果笔记本做报表，汪峰逮着机会就要强行“指导”一番：“你这个手势不对啊，早跟你说了，应该用两个手指这么划触屏……”用一种兼具絮叨、可爱、且“你不听也得听”的方式。拍摄时，他又跟在场的所有人“强行”推荐一部叫做《未知死亡》的印度电影。他不停地强调：“这片太牛了！你们回家一定得看！”然后把该片怎么找、各种看点等攻略型意见“强行”告诉大家，生怕有谁错过了他的丝毫感受。
控制别人或许只是欲望的一种外在体现，同时还能对自己的生活有完全的控制力，这并不简单。收录多达26首新歌的创作专辑《生无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汪峰强大自制力的证明。两年来，他参加的商演和各种活动不少，演唱会方面则是一年两轮巡演的频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着旺盛创作力对多数人来说很难，但汪峰说，这是职业音乐人应有的常态。
汪峰不认为这种创作力来自过剩的灵感或所谓的勤奋精神，他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比别人认真、严格而且有使命感，“我觉得大部分其他人，连基本水平都没到。”他拿微博来举例：“很多人看微博的情绪是被负面因素带着走，但作为艺术家，我不能用说话的方式老发牢骚，必须抽丝剥茧，把态度都写进歌里。”
这种“不客气”的态度是汪峰的标杆之一，他面对娱乐事件里自己被描绘的种种样貌时，也是如此。今年这类事件尤其多，诸如由旭日阳刚上春晚表演《春天里》而起的“禁唱”风波、因为被工作人员禁带吉他上飞机而引发的“怒砸机场”事件，以及女儿的“亲子鉴定”事件，汪峰的回应向来有一说一，不仗势，也从不服软。
在这些事件之外，今年也无疑是汪峰走出“鲍家街43号”以来，事业发展势头最好的一年。发了这张新专辑以后，他得紧锣密鼓地筹备本月10日在万事达中心举办的演唱会——这是他年内的第二次演唱会。从《飞得更高》一度被定义成励志歌手，到借着《春天里》接上了与底层务工人员的地气，再到如今的《存在》直面现实、拷问灵魂，汪峰的作品走向越来越内指，也试图从更精妙的角度反映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创作难不难？
微博上已经提供了所有
新京报：新专辑收录歌曲有26首之多，你这么忙，都是怎么挤时间写歌的？
汪峰：其实真想写的话，怎么都能写。这些就是在去演出路上、酒店里、家里写的。很多人都说太忙了写不出歌来，但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话，只能说这个人不适合做音乐。
新京报：专辑的一些歌里有很多底层心态的反映，而且很尖锐，但你身居“明星”之位，常年在光鲜舞台上，你是如何捕捉到这些的？
汪峰：我不是刻意保持什么视角，也不是放低身段，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切实感受着生活的。要说真话——做摇滚音乐，这是最最重要的。
新京报：那在方法上呢？毕竟一个群体的人很难了解另一个群体的生活。
汪峰：至少微博上已经提供了所有。你不去注意的话，没法把它整合，或者会被一些负面情绪影响。我认为只有我这样的角色才能说这些话，如果是普通人说的，就没人搭理，说了也像是在发牢骚，但我这样的公众人物说，尤其是放在作品里，就会相对有力度些。其实我不喜欢只是说，如果我每天在微博上或者在采访里说那些看似愤怒的话，我觉得特傻。
新京报：你最近最有印象的一则社会新闻是什么？
汪峰：对我来讲没有哪一个是最特别的。西方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东西，我认为在中国都是正常的，因为所有重要的事情加在一起，都不觉得有那么重要了。这本身就能让你有一个态度去写这些现象。
产业行不行？
说到底是自己能力问题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作品能填补市场空白，因为现在摇滚界永远是英伦、朋克，流行界永远在唱失恋，少有直面现实的作品。你怎么看？
汪峰：首先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市场从来都不萎靡，包括摇滚乐这方面。萎靡的是每个人心底对社会剧变产生的恐慌和拒绝，这才是深刻的原因。比如很多音乐人老在说网络歌手、晚会歌手才赚钱，那我想问问，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赚钱呢？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没自己贴钱呢？你怎么就觉得老百姓有这么低的欣赏水平呢？
我就是很朴素的想法：大多数人喜欢有血有肉的作品。所以音乐人就要去写啊。等他们写不出来时才会发现实际上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客观原因真没那么多。
还有人说审查问题，这次我新专辑里某一首歌的歌词能通过，至少我可以肯定比以前的自由度要大了。所以买不起乐器不是问题，担心写了一首歌别人把你抓起来，也不是问题。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最关键是心态问题？
汪峰：对。人都是想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觉得这世界变得快，可能等我努力完了，这世界早就变了，我就又被淘汰了。但他没想到，他连进入某个门槛的资格都还没有，所以永远不可能被淘汰，最后就是混着——混着的生活水平线是很低的。至于这个行业里的弊端，肯定是有，但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真正高度发达的中间时都是这样的。
四十惑不惑？
财富当然是越多越好
新京报：你今年已40岁了，有没有“不惑”的感受？
汪峰：我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我懂的东西很少，更需要去学习。“不惑”的境界也不是我想追求的。如果有一天我有这种状态了，那我就是要退步了，因为我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保守和自我保护的阶段。
新京报：创作者常面临“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对此你是什么观点？
汪峰：我的目标永远都是“入世”的。我发现中国式的所谓“文化精英”，比如古代的李白、陶渊明，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做山里人，古琴、传世的诗都在外面飘着，他们不需要身体力行地对社会影响，只求内心的清高和安宁。我不觉得这是我的目标。
新京报：你被物质问题困扰过吗？
汪峰：年轻时一定是有过的，没有钱的时候。但现在钱也不是多得花不完，我也想有飞机，可我真买不了。我可以很坦率地讲，财富越多越好，这就是我想的，因为我知道怎么用，我可以控制它，而不是被它控制。到了一定程度，钱对于某些人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比如对于比尔·盖茨来说，Windows出了问题，他的恐慌一定不比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少。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汪峰：是的。我过的生活如果不是我想要的，以我的性格，我绝不会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