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拍这个电影，有使命感吗？
张艺谋：没有。如果拍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立即变成民族间狭隘的仇恨，这个电影是不对的。
《金陵十三钗》，在9月19日拿到了公映许可证，3天后，又由国家电影局确定，代表中国参加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评选。12月15日， 《金陵十三钗》在全国公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日，导演张艺谋在北京接受了记者专访。
南京题材，空间很小
记者：在诸多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严歌苓的小说独特在哪里？
张艺谋：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故事，已经很多很多，几乎已经接近规范化了，空间很小，拍得不好，非议还很大。
严歌苓的这个小说在这种空间很小的地方，有了新的突破。以小女孩孟书娟的视点展开叙述，就是一个突破点，它非常值钱。小说让我想到一个定格的画面：通过彩色玻璃，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走进教堂。我为这个独特镜头而激动。
记者：所以孟书娟的画外旁白，结构起了整部影片。
张艺谋：关于这段历史，一个十二三岁小女孩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她记住了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特色。我自己是这样想的：这个小女孩没有记住残酷，她记住了美丽。我们愿意忘却那些痛苦，我们记住那些美好，这似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所以我相信，如果活到今天九十多岁，孟书娟最后的记忆应该是美丽的。
她记住了这些美丽，其实就记住了这些可贵的、可歌可泣的人。我觉得外表的美丽，画面的美丽将和内心的美丽融合在一起，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可能就是这样的东西让你会觉得：哎，这个南京题材跟别人不一样。
看人，我有穿越感
记者：你之前几部古装武侠片，特别强调剧情的保密，这部电影的情节、结局大家基本上知道，靠什么吸引观众看下去？跟以前那些强调情节悬念的影片相比，是否有不同的方法跟考量？
张艺谋：靠的是妓女顶替孩子的情节，一定是这样的。但说怎么顶替，还有大悬念在，也就是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那种细微的变化，人物是根本吧。
电影里的这些人物是散点式的，电影不能顺着一个人物走，要不断地照顾到所有的人。戏少，人物还要站起来，这是很大的困难。但它的魅力也在这里，在很短的时间里，每一个人物亮相，她的个性、形象、个人魅力都要慢慢散发出来。
另外，导演看演员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所谓“穿越感”吧，你一定要想象到几个月之后，倪妮成为玉墨时的那个形象，要很准确地想出来。
混混和妓女的
爱情非常美
记者：约翰和玉墨的那场床戏，在这样的题材里出现，你想过会有争议么？
张艺谋：是我自己想拍，但觉得应该慎重，于是就找贝尔去讨论。我们讨论的是，他和玉墨是否应该有这段感情。我们觉得他们有这个感情，应该是很美的。我最早看到这段都哭了。
玉墨说，明天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所以我现在要……原来两人是萍水相逢，互相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混混，一个妓女，调情是家常便饭，对对方也无所谓。到最后，因为有共同的责任和命运，瞬间产生了爱情。这真不是“床戏”的层次，不是一个境界的东西。它是非常健康、非常美的东西。
从残酷中看人性光辉
记者：妓女们唱起《秦淮景》，孟书娟在地窖角落里听的时候，切到13个妓女身穿旗袍并排走向摄影机的画面。这个表现性的镜头在一直很节制的叙事性镜头里非常突出。
张艺谋：这当然是利用孟书娟的幻想、想象来完成的。贝尔特别喜欢这一笔，用他的话说就是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十三钗走出教堂，本来是身穿女学生衣服去送死的，但她的想象里却是她们刚从妓院逃出来，进入教堂时的华丽模样。
我原来有好几种设计，在车上，阳光校车等等，剧本也是这样写的。但是我觉着，最后她的幻想还是留在看着玉墨她们走进来的画面，感觉特别好。就出现了这个非常有表现性的画面，也适合电影宽银幕，也适合中国传统旗袍，迎面走来。很残酷的电影，最后出现了诗意，出现了浪漫，出现了那种美丽。
记者：这个电影里日本军人的形象，你是怎么考虑定位的？
张艺谋：我觉得应该是客观的，我们只能说那个时候的日本兵，不能说今天的日本人、中国人。你看南京大屠杀可以看得到毕竟是一次屠杀，不是两军交战，大部分被屠杀的对象都是平民或者放下武器的军人，没有拿武器的。这个事实不能更改。
人类的战争有多少故事，一战也罢二战也罢，今天全世界都在拍，我们不要把它狭隘化。再拍这些历史故事，它还是给今天人看，从这个题材来说，我们的目的是珍惜今天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是终极目的。
记者：你拍这个电影，有使命感吗？
张艺谋：没有。如果拍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立即变成民族间狭隘的仇恨，这个电影是不对的。全世界拍那么多电影，你看美国拍了多少纳粹恐怖片，他是让你恨德国人吗？恐怕不会那么狭隘。都是历史的故事，今天都是要在战争和灾难等等题材中去提炼和观照人性。
战争或者灾难背景下人性的光辉，这是我们最要看的。人性的光辉是什么？歌苓、编剧刘恒都说过，是爱，是善。这话一点都不大，在哪里拍都是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看得太狭隘了。我们不要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评论
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起，张艺谋开始将其电影逐步转型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国产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由此诞生了。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8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残酷的史实和严厉的指控，本是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成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方则赢取最大票房。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做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杀故事，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