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专访剖析心路：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图）

　　“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让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去年5月17日，高晓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对于高晓松而言，这6个月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救赎。

　　事发后的高晓松对警方表示：“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他又在询问室亲笔写下“对不起，永不酒驾”，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庭审中，他说“酒令智昏，以我为戒”。面对公诉人对其醉驾的事实和指控罪名，他表示“自愿认罪”，并数次打断律师以证据瑕疵发起的无罪辩护，“律师，我已经认罪了。我相信法律公正。”

　　有人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高晓松认错诚恳、个人形象加分不少。一个清华才子，校园民谣旗手，恃才傲物的游吟诗人，从书香门第，一路名校，少年成名，走遍世界，到看守所漫长的184天，高晓松的经历充满话题。

　　乐评人李皖在《两个高晓松》中这样描述当年27岁、发表了个人作品集、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正处在顶峰的高晓松：“在歌里，高晓松一直在回忆，让人以为他是个内向、伤感、学生气十足的人。现实中的高晓松恰恰相反，他轻佻、贫嘴、痞里痞气，满脸是浮夸的笑，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杂话，没一秒钟能够安静。”恃才傲物是朋友对高晓松最具负面性的评价。高晓松说，幸好老婆没认识年轻时的自己，“我年轻的时候飞扬跋扈，现在想想，自己都讨厌自己。”

　　“根红苗正”的高晓松离开大学的第三个月就发财了，当年就有车，有三万块钱的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吊了一个三千五的BP机，有一个特别贵的呼号，就一个数，呼“6”，那一年他才22岁。“那时候多张扬，一定要让自己特别与众不同。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

　　接受本报专访时，高晓松梳理了自己“在里面”六个月的生活，还表示决定远离过往的那些张扬、膨胀和不靠谱，“一个从小被惯大的名校生，20多岁的膨胀可以被大家原谅，但这种人在40多岁的时候应该担当更辽阔的使命，做一个名校生应该做的。”

　　这一切，正如高晓松在歌中所写的：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

　　新京报：你曾说，希望出来之后生活可以慢下来、不想一再“被消费”，现在你觉得做到了吗？

　　高晓松：还好吧。因为你在这个名利场里自己都消费自己，别人当然也消费。我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消费我的作品。

　　我比较倾向于以报恩的方式“被消费”，如果你对我非常好，那你消费消费，我也配合配合。比如《大武生》时期的支持，以及其他让我觉得很温暖、不离不弃的人。其实回头看，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媒体对我也很好，没有往死里打，包括围着我们家、堵着机场也都不是负面恶意。刚出来一两周有点忙乱，因为我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也能控制住节奏。

　　新京报：大家对你庭审时道歉的态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对你的印象是游吟诗人，比较自由散漫。

　　高晓松：我经常后怕，幸亏老天爷在这个时候给我刹住车，追到人家尾上。要真是给人撞伤、撞死了，赔钱是另外一回事，你心灵也受不了啊。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个人，而且做艺术的人内心其实很柔软的。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为我太后怕。老天对你好，你不能认为自己没做错。再加上我是特别信“出来混，早晚要还的”，我那几天的感觉就是终于要还了。那就一起都还了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要还的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六个月判到顶有点重了。

　　高晓松：有很多人跟我说量刑过重，我说，我以前也干过好多不要脸的事呢，不要脸虽然不能判刑，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干过很多不要脸的事。我觉得就该判重点，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债这次一起还了。

　　新京报：判之前你紧张吗？

　　高晓松：不太紧张。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会重判，律师说可以跟法官谈判，因为血液化验单上三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我说，你不用去弄那些事了，他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惩罚或者叫“救赎”都是应该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会听从律师的，咱们能减多少是多少，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不就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了嘛，有点太小气了。而且最后真是在里面六个月我计划的读书写作都没弄完。

　　我后来跟所长开玩笑说，要是再住几天交多少钱？所长说，反正国家给你们一人一天16块，纯属国家补贴，你还是别花纳税人的钱了，你出去吧。

　　用神奇感削弱绝望感

　　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新京报：进去前想过将要面对的具体生活吗？

　　高晓松：我当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能不能安静思考。反正来什么面对什么呗，即使里面是“躲猫猫”“洗冷水澡”，那也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男子汉。后来我进去里面有几个大哥跟我说，晓松，在外面牛逼的人，在里边也一样牛逼，在外边是个怂人，在里边也是一个怂人，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本来也不担心，我都40多岁了，我还会怕在一个地方变成特别傻的、天天被人欺负的人吗？而且我还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小涌动：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人。

　　新京报：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刚进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论资排辈，谁呆的时间久谁就慢慢蹭到门边上去。这个呼噜响，那个有口臭，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这神奇，这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慢慢就好了。

　　新京报：最初的不适感和“神奇感”过去之后，后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你更习惯于发呆还是思考？

　　高晓松：我是一个非常不爱主动思考的人，艺术这东西没法思考，艺术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就仿佛站在辽阔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经有一个月都没跟同屋人说过两句话，把人都问完了，干吗的、什么背景、犯了什么罪、他怎么生活的，到第四个月，我已经没兴趣问了。

　　来回来去就是这么几种人：偷摩托车的中学生、卖发票的、行贿的大款、受贿的官员。以前你觉得社会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后发现也就那几个角落，没多少神奇的人。后来我就开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