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谈"天价宣传片：250万酬劳要么归还要么捐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坐在记者对面的张艺谋，边说边指着他背后墙上的一份份“电影作业”海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

　　与之相伴的，还有舆论对“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因莫言获奖而旧事重提”“孟买电影节获‘终身成就奖’”的“狂轰滥炸”。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张艺谋从来都是媒体追逐的重点。而从他的“电影作业”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从艺轨迹，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脉络与流变。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

　　“‘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电影票房再好，还是有人批；国际获奖再多，还是没人看；观众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对于始终在艺术与商业间徘徊的中国电影，张艺谋这样道出自己的导演观。

　　从《老井》到《有话好好说》，从《红高粱》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衬出电影主题的时代烙印和时代之变。“我从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种呼唤。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像火一样燃烧的作品，因为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人们在文革后极力燃烧积蓄已久的能量。”张艺谋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张扬，呈现出自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内容上表达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思考。说白了，这是一种对思想解放的释放。”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伴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电影融入市场化浪潮，商业电影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张艺谋也不例外，他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有人说我拍商业电影是堕落。”张艺谋摇着头解释“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围中跳出来后，我本能地觉得应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带有强烈的娱乐元素，这样的电影才好看。”

　　的确，拍电影，不是写论文，观赏性在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电影是一种夹带文化，观众观影，在愉悦的同时，会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传递的价值。”张艺谋说，网络上，要找潘石屹，先得点击房地产板块，要找张艺谋，只能搜索娱乐频道。“社会就这么定位，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装进一点内涵，一句话，商业电影就是寓教于乐。”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其背后往往附带着“媚俗”与“崇高”的争论。“在‘媚俗’与‘崇高’之间，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完美平衡。”张艺谋坦陈，“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有人说艺术电影晦涩，无论拍哪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才是导演追求的终极目标。否则，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

　　产业链条下的商业裹挟

　　必须靠财团(如影视企业)支持的导演，一旦上了这条“船”即被“绑架”，拍摄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叫座不叫好。

　　1999年，根据对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在此后陆续引进上百部国外大片，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化没有形成、市场经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应对，受到很大冲击。

　　为保护、发展国产电影市场，2003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多部有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法规、政策，一批民营影视企业不断壮大，逐步掌控了“投融资-制片-发行-院线-衍生品”的电影产业链，有效抵御了国外大片的“入侵”。其间，张艺谋执导的《十面埋伏》等票房颇高的作品，几乎都与民营影视企业“新画面公司”合作。

　　“我不讨厌商业电影，但害怕被商业裹挟。”

　　张艺谋无奈地说，从投资方到制片方，从植入广告到演员选择，从拍摄手段到镜头取舍，导演在每个环节多少会受干涉“商业利益的回报，从开拍起就压在导演肩上。年轻导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而对有名气的导演，投资方虽不敢玩硬的，可软磨硬泡更愁人，让你的构思和创作发生扭曲。”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典型案例。“本来没打算拍这部戏，可制片公司想挣钱，用小沈阳出演搞商业炒作，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张艺谋坦陈，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是商业裹挟的产物。”

　　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奥斯卡”不是风向标，不应被神化

　　“‘奥斯卡’们不是中国电影的风向标，而是各国电影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它不应被神化。”张艺谋多次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也多次荣获国际电影大奖，但他对国际奖项有自己的理解“全世界在册的国际电影节有400多个，无论是美国‘奥斯卡’、法国‘戛纳’还是中国‘金鸡百花’，一帮电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带来相互‘尝尝’，就这么简单。”

　　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山楂树之恋》到《金陵十三钗》，媒体总把“冲奥”这个词放在张艺谋身上，让他很无奈。“好像我老当益壮，端着枪冲着奥斯卡就去了，誓不罢休！”张艺谋调侃道，“我早就过了得奖的岁数，现在完全不是获奖的重点。”

　　对于导演“冲奥”的话题，张艺谋觉得别把这太当回事儿“题材偏好、上映周期、评委会成员和主席的背景……你算不过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你掌控不了。”

　　电影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

　　“票房为王”也好，“奥斯卡折戟”也罢，金钱与名利的背后透着中国电影的浮躁，而作为电影之源的剧本，也因此陷入空前尴尬的“创作荒”，究竟还有多少真诚的作家在静心创作？还剩多少“莫言”能解电影剧本之惑？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张艺谋直言：“首先要感谢《红高粱》小说的作者——— 莫言。”

　　20多年后的今天，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张艺谋闻后激动不已，“电影和文学，实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好小说、好文学作品是电影的基础。”

　　在张艺谋拍《红高粱》那个年代，每年都有文学的“重磅炸弹”，一部部出色的小说被改编搬上银幕，还没拍完，新的惊喜又来了。“文学繁荣，好剧本就接踵而至，好电影就层出不穷。”张艺谋说。

　　遗憾的是，当前的电影文学已不再具备当年的影响力。“这个时代，像《红高粱》这类的作品太少了。”张艺谋说，他偏爱有力量的作品。“可好剧本青黄不接，让我不得不接受优秀小说凋敝的事实。”

　　张艺谋一直认为，电影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电影想繁荣，门儿都没有。”

　　回归，中国电影未来的主题

　　“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视，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

　　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事件和“与张伟平分道扬镳”的新闻，让张艺谋陷入空前的舆论漩涡。直到现在，他还在反思：“浮躁？”“裹挟？”“委屈？“无奈？”……

　　“无论如何，我现在最需要两个字——— 回归！”张艺谋说，对于宣传片250万元的酬劳，虽然并不违法，但他已经想好，要么归还有关部门，要么捐赠给电影院校作为教学基金。

　　对于下一阶段的工作，张艺谋的目标也很简单：“和年轻一代导演拼票房，那不现实；对新签约公司的选择，不想成为他们的‘摇钱树’；我希望回归，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尽量不受太多制约、干扰和裹挟，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

　　采访中，欣闻自己荣获孟买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后，张艺谋说，他真正的梦想，还是一如既往地回归现实。“找个好剧本，有个好团队，拍一部真正的佳作，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