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推介新作 《一九四二》最黑暗也最温暖
冯小刚出席首映礼。本版摄影本报记者任峰涛
昨天的首映礼现场,冯小刚导演携徐帆、张国立和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接受媒体采访。冯小刚称,18年前看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后,他就想拍这部电影了,现在的电影和最初的设定有较大的出入,“如果是10年前,我可能会让老东家在最后丧失生存的勇气,但现在我让他和小女孩相依为命活下去。”如今的这个结局包含着他的一种悲悯情怀。
本报记者易东方
□冯小刚
自评对民族有新认识
冯小刚透露,18年前看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后,就被这个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没有人物的小说给吸引了,同时也体会到了刘震云对民族性的思考及有关“幽默”的发现,“1942年于刘震云,不仅是一场灾难及大规模死亡的‘纪实’,还是可以探勘这个国家民族性的样本。当灾民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死亡,生死就如同儿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幽默’呢?它让我对民族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于是,他决定要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
回顾拍摄动机,冯小刚总结说:“我觉得电影就两个价值,一是认识价值,二是娱乐价值。《一九四二》首先有认识价值,认识我们的民族性,这可以说是我拍这部电影的野心。”
他认为,所有观众看完电影后,会对中华民族有一个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就认识到了很多民族优点。这个民族承受了这么多苦难,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她身上一定有很多民族优点,比如生命力顽强,比如面对灾难时的勇气,这一切可能都是。同时,我们的民族为什么遭受了这么多灾难?历史不断重演,这个民族的问题在哪儿?观众在堵心的同时,电影可能会给观众部分答案。”
片中有几个桥段特别精彩,例如徐帆饰演的母亲花枝把自己卖给了别人,临走时与丈夫栓柱换裤子;还有星星把自己卖给了妓院,因为吃得太撑以至于难以弯腰服侍客人。冯小刚说,这是刘震云写得最震撼的桥段,“他写灾难,写饥饿,但最后写的是饱,我觉得太有力量了。”
结尾表现了悲悯情怀
《一九四二》的结尾,小女孩说:“我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了。”老东家说:“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小女孩说:“爷。”然后,老东家牵着小女孩的手逆着逃荒的人流,从山坡上往下走。
冯小刚坦言,经过十多年的酝酿,现在的电影和最初的设定有较大的出入。如果是10年前,他可能会让老东家在最后丧失生存的勇气,但是现在他选择把希望放进去,让他和小女孩相依为命活下去,“如果以前拍摄,我会把我的态度放进去,以前可能觉得拍得越黑暗就越深刻;但现在我觉得,任何东西都要有所节制。所以,我和刘震云的态度不重要了,但是电影不能没有态度,电影的态度就是电影人物的态度。”
最终,冯小刚选择让老东家与小女孩互相救赎,“很难说是他救了小女孩,还是小女孩救了他。如果没有这个小女孩,他可能就是想死得离家近点儿。我觉得小女孩从某种程度上搭救了老东家,让他这个在绝境中挣扎、以致想求死的人,内心中又涌现了生的勇气。”
冯小刚称,《一九四二》是人性最黑暗也最温暖的一个剧本。他说,如今的这个结局,包含着他的一种悲悯情怀,一种人物和命运的和解,“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作为一个观众,我很怕看到那种黑暗得一塌糊涂的电影。”
下一部想要拍轻松的
如今,《一九四二》即将接受观众的检验。冯小刚说,他的这个梦圆了,突然觉得轻松了,“如果问我拍完了是什么感觉,有一个阶段是看哪儿都不对,怎么都不是。等到混录完了,感觉才开始变好了。过去我会想,如果把《一九四二》拍完了,我会如何如何,现在比原来预想的要平静。”冯小刚直言,他不敢说这是他拍得最好的电影,但一定是他拍得最用心的电影,“拍的时候太累了,将近五个月,全是在冬天,全是在野外,每天在山西不停地跑。这部电影准备时间最长,拍得最辛苦,是我最在乎的一部电影。至于是否最好的电影,还得观众去评价。”
此前,冯小刚与华谊兄弟签订了五部电影的合作协议,如今还剩下四部。冯小刚坦言,下一个缘分还不知道在哪儿,“导演拍一部电影,就是跟它有一个缘分,跟作者的缘分,跟每一个合作的人的缘分。有的人很熟,也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没有合作成?我想来想去就是缘分没到。”接下来,他想拍部轻松点儿的电影,也想趁机休整一下,汲取更多的养分,“我现在觉得,和人打交道是一件特别累的事。人不能在两边都是高墙的窄巷里长跑,拍完一个拍下一个,这样我会看不到重点,而且感觉越跑越窄。有时候离开这两道墙,做点别的事或者休息一下,让你的世界打开,再回来拍片肯定会不一样。”
□徐帆演母亲抒发不同感情
徐帆扮演的花枝在逃荒路途中显示出护犊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徐帆直言这个角色对她而言是一个挑战:“导演要求我化繁为简,我发现减法远比加法难。”
在拍摄一场与子女离别的戏份时,徐帆与冯小刚发生了分歧。她说:“拍了三条后,他把我叫到监视器前。他说,我要你把所有的台词连在一起说,不要讲求情感。但我做不到像白开水一样说,我当时的思绪特别乱,控制不住地想流泪。”但是冯小刚坚持认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悲伤显得太奢侈了。最后,徐帆在冯小刚和张国立的共同帮助下,强忍住了作为一个母亲的难以抑制的悲伤之情,用粗粝和麻木的感觉完成了表演。
与《唐山大地震》中的李元妮相比,徐帆说,两个角色虽然都是母亲,但她不可能用元妮的方式来演绎花枝,“花枝具有灾民的特殊性,他们看惯了死亡,他们都麻木了,但李元妮不能麻木。”她坦承对扮演母亲很有兴趣,可以给自己找抒情的渠道,“生活中太实际了,我没法抒情,我只能凭借不同的角色抒发不同的感情。说起来是工作,其实是在梳理自己不同的情绪。”
□张国立拍完戏瘦了24斤
张国立在片中扮演老东家的角色,“这部电影拍摄的第一个月,我瘦了17斤。整部电影拍下来,瘦了24斤。”他说,拍到最后总感觉心脏承受不了,气紧、犯晕、手抖,严重低血糖。他称在拍完杀猫那场戏后,自己几乎是个灾民了,“饿肚子之后,人会做一些绝望的事情,一些对他们来说没尊严的事情,这是最恐怖的。”
拍戏时,张国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野地里化妆、穿衣服,自然就进入了角色,“你不用控制情感,不用刻意,表演就会有个质的变化。”最后一场戏,老东家带着小姑娘往回走。张国立说,他知道这个镜头拍完就该是字幕了,“那场戏拍完我流泪了,那是张国立的泪,不是老东家的,因为他已经麻木了。”
□布洛迪当绿叶也很开心
2002年,阿德里安·布洛迪凭借电影《钢琴家》摘得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男演员奖。《一九四二》中,他扮演了一个配角——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的记者白修德,他把河南灾民的真实生活呈现在蒋介石面前。
布洛迪知道,《一九四二》不是白修德的故事,而是一部群戏,是讲述中国的失去和痛苦的故事,能帮助大家完成这个故事,他已经很开心了,根本不介意自己是否男一号。之所以加盟该片,布洛迪称源自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对冯小刚的关注和对新体验的兴趣。他对冯小刚尤表敬意:“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跟不同的剧组都有接触。中国剧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小刚对群众演员非常关心,经常替大家着想,关心演员是否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