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会议策动武装起义
从1895年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到1911年武昌起义的16年中，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发动了十次反清武装起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进入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又败，汪精卫的暗杀行动也以被捕入狱而告终，有些革命党人灰心丧气。孙中山非常焦急，马上从檀香山赶到槟榔屿，并约黄兴、赵声、胡汉民、孙德彰(孙眉)、邓泽如等在槟城召开紧急会议，槟榔同盟会的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熊玉珊、林世安及马来亚各埠同盟会代表也参加。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研究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因为槟城也称庇能，这次民主革命历史上重要的会议就称为“庇能会议”。
关于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庇能会议与两天后吴世荣主持召开的紧急筹款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孙中山的讲话，一些史书区分不清，混为一谈。据考证，庇能会议应该是1910年11月13日(农历10月12日)在槟城柑仔园100号孙中山住所召开，孙中山在会议上说：“至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然因此影响军界最巨。吾党同志果能鼓起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如反掌，如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更不能难着进行矣”，“只怕吾人无勇气，无方法以避免居留政府之干涉，以致贻误事机。今吾人则以‘教育义捐’之名目出之，则保无虞也。”在《孙中山全集》中，这次讲话题为“在槟榔屿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而筹款会议是在骨干会议二天后，即1910年11月15日(农历10月14日)，由槟城阅书报社社长吴世荣在报社新址———打铜仔街120号(自柑仔园迁此)主持召开的。孙中山发表了悲壮激昂的演说：“惟念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忘无日”，“盖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设天不祚汉，吾党此举复遭失败，则予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总之，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在《孙中山全集》中，这次讲话题为“在槟榔屿筹款会议的演说”，具体时间标为1910年11月中旬。就是这次会议，孙中山的激情演说深深感动侨众，当场收到捐款8000余元叻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吴世荣再次变卖店业，带头捐献。
庇能会议作出二项重大决策：一是决定于1911年春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选择革命党500多人为先锋队(敢死队)，以领导军队和民兵，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得手后分别由黄兴、赵声率军出湖北、江西直捣南京。二是以“中国教育义捐”，名义大力筹备军饷，计划筹款港币13万元，其中英属马来亚5万元，荷属东印度(印尼)5万元，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3万元。实际筹得110210元，如包括加拿大、美国各地，共筹到187210元，大大超过计划，可见华侨华人对辛亥革命的热心支持。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但由于情况有异，计划变更，寡不敌众，起义最终失败。黄花岗72位烈士中，有华侨29名，其中槟榔屿的华侨有罗仲霍、陈文褒、周华、李雁南(也曾侨居缅甸)等4人。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动摇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推动了武昌起义的进程。孙中山高度评价这次起义：“然事虽失败，而其影响于全世界及海外华侨实非常之大，由此所得之效果，亦不可胜量。”“使吾党之声势飞腾千丈。”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上海的光复，槟榔屿的华侨华人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据曾任“中华革命党”庇能支部长的陈新政1921年在槟城阅书报社所作的《华侨革命史》的演讲中介绍：1911年农历7月，黄兴分别从香港与上海向槟城阅书报社发来密电，称鄂军能反正，要前往接应，款速筹备，同人先汇千元，由“民立报”转交。到农历8月20日，又接密电，报武昌已得手款速汇，并转各埠。槟榔屿作为南洋总机关，及时将电报转发各埠，所得款项，也尽汇香港“金利源”收转。陈其美也来电，报告沪已收复，求款接济，即汇助2万元。
华侨赤子为革命散尽家财
民国临时政府与各省都督府成立后，面临着国力薄弱，国库空虚，财政困难，连政府的日常开支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紧急关头，海外侨胞继续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以极大的热情，捐款支持新生政权的建设，如广东省，自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21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华侨捐款、借款共达白银一百七十五万多元；福建省光复前后，得到华侨捐款亦“不下二百万元。”
在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闽粤及各省都督府得到的捐款中，也包含着槟榔屿华侨华人的捐赠。陈新政在《华侨革命史》中介绍：1911年11月25日(农历9月15日)福建省光复前夕，槟榔屿就由查达银行汇助5000元，农历九月二十日光复后再汇去5000元。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旬，吴世荣作为南洋各埠推举的总代表回国参加临时政府就职典礼，回到国内后，立即以南洋总代表名义向各机关接洽凡有需款，皆由吴世荣致电各埠，巨款立到。槟榔屿总机关部接到吴世荣来电后，曾数次汇去巨款。
槟榔屿华侨领袖吴世荣，在民国政府成立后，做了三件对巩固新生政权有意义的事情：第一，牵头成立“南洋华侨联合会”，致力于团结华侨，支持民国政府。1912年3月，在孙中山的赞许与支持下，吴世荣、庄啸园、王少文、白频洲、徐瑞霖等南洋华侨和新加坡归侨吴荫培、谢碧田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华侨社团组织———南洋华侨联合会(后名称为华侨联合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其宗旨是：“本会对于祖国，则代表华侨、协助实业政治之进行，对于华侨，则联络各界共谋保护之方法”并“联络海外团体，互通声气，以坚华侨向内之心”，“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大会鉴于汪精卫当时的声望，被选任会长，吴世荣任副会长，负责全面领导工作。华侨联合会还出版了国内第一份研究和宣传华侨的月刊《华侨杂志》(1913年11月创刊，1920年3月停刊)。不久，吴世荣、王少文赴南洋组织华侨分会，作为华侨联合会在南洋的分支机构。吴世荣等人在新马一带先后组建了29个华侨分会，对促进南洋与祖国的联系，支持二次革命、东征北伐，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成立贸易机构“上海荣公司”。吴世荣不但热心社会活动与慈善活动，而且在商务实业方面也有专长，他常说，中国欲富强，不外“才”与“财”二字。才出自教育，而财必从商业、矿业取得。因此，吴世荣成立的“上海荣公司”，致力办理民国政府采办事业，据知，当日“爪哇各埠来糖每月到申(上海)数七、八万担”。
第三，参与组织参股“中华实业银行”。“中华实业银行”是1912年孙中山亲自发起筹组的，吴世荣积极响应，大力支持，本人认股10万元，同时致函南洋各埠商界友好踊跃参股。经过一年的筹备，中华实业银行终于1913年5月15日开张，孙中山担任名誉总董，吴世荣任协理。这是中国与海外华侨合资兴办的第一家银行。后因政局剧变，中华实业银行宣告解体，吴世荣亦返回槟榔屿。
槟榔屿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赤诚之心，感天动地，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评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经济破产，民生困苦，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地位低下，他们迫切要求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希望祖国统一强盛。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人民愿望，组织反清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制定革命纲领，宣传“三民主义”，得到广大华侨华人的理解、拥护和支持。以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为代表的槟榔屿华侨华人不顾殖民政府、清朝领事馆、保皇党人的限制，干扰、破坏，甚至迫害，接受革命主张，开展革命活动。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指导下，他们组织同盟会槟城分会，成立槟城阅书报社，主持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日常工作，出版《光华日报》，捐献钱财筹措军饷，参与策划武装起义，协助民国政府和各省都督府渡过财政难关，支援“二次革命”与东征北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实际行动有力地论证了孙中山关于“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著名论断，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明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