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漠视的欧阳詹：首个进入全国视野的福建文人(2)

　　谈起他的文章。人们会自然想起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欧阳詹是韩愈志同道合的挚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不断地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努力贯彻“文以载道”、“合为时为事而作”的主张。如《吊汉武帝文并序》，文章对这位皇帝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作了剖析，认为他既要擅权，又要“学神仙”，进而批评他“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从”。言辞非常犀利。再如《片言折狱论》。历来注家认为，《论语·颜渊》中的“片言折狱者，其由也”(片言折狱,即用简单的几句话对诉讼进行判决)，是孔子称赞子路办案果断的话。欧阳詹反对“片言折狱”是善政的说法，指出这样做的弊端，“小则严刑拷打，肌肤受刑；大则性命丧于刑具”。他的这个观点不唯圣人马首是瞻，颇有“反潮流”的精神，无怪乎以此应“博学宏辞科”考试而被弃用。韩愈非常推崇这位同榜好友的文章，称其文“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唐末李贻孙则说欧阳詹“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评价相当高。

　　除了文章，欧阳詹以诗作闻名于世，虽然比不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也不如他的好友韩愈，但他的诗作具有明显的特色，即随感而发，恬淡清新，如《题王明府郊亭》:“日月郊亭竹启扉，论桑劝穑是常机。山城要得牛羊下，方与农人分背归”，语言平实，意蕴深沉，堪与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同类诗相提并论。

　　由于欧阳詹长期离开故乡，经常奔波于途中，他的诗表现出乡情极浓的旅人情怀。《全唐诗》收入他的诗约八十首，其中怀乡思归的不少，据有人统计，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如写于贞元十一年的《许州途中》：“秦川行尽颍川长，吴江越岭已同方。征途渺渺烟莽莽，未得还乡伤近乡。随萍逐梗见春光，行乐登台斗在旁。林间啼鸟野中芳，有似故园皆断肠。”其中“未得还乡伤近乡”，“有似故园皆断肠”，写出了回不了家又触景生情的旅人心境，称得上是难得的佳句。

　　欧阳詹的诗，也有抒发慷慨之情的，如《述德上兴元严仆射》的“玉色据鞍双节下，扬兵百万路无尘”，《送张骠骑宁行营》的“扬鞭莫怪轻胡虏，曾在渔阳敌万夫”。还有《塞上行》的“闻说胡兵欲利秋，昨来投笔到营州，骁雄已许将军用，边塞无劳天子忧”，颇有“边塞诗”的风格，其艺术品位也相当高。

　　可以想象，如果欧阳詹不过早离开人世，能够多活一些年，即使仍是“四门助教”的小官，他的文章也会更加老辣，他的诗作也必定更加成熟，他的影响自然也就更为深远。可惜，天不假于年，我们只能为之惋惜。

　　写欧阳詹，有件事不应回避，即他的一段生死之恋。这件事发生在游太原时，社交场上遇见了艺妓李倩，两人一见钟情，订下终身，并约定在欧阳詹回长安后再来接她。这从欧阳詹所作的《初发太原途寄太原所思》可以证明。诗云：“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谅又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所思”之人，应是指艺妓李倩，“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即期待两人的爱情得以开花结果。欧阳詹离开太原后，那个艺妓非常想念他并因此一病不起，临终前“危妆引髻刃而匣之”，并写下绝命诗：“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然后把诗与发髻托人交给欧阳詹，即离开人世。欧阳詹见到旧物读到诗，悲痛万分，也因此伤及身体，不久病故。

　　对于这段爱情悲剧，《新唐书》、《欧阳生哀辞》以及福建、泉州的地方志等，都没有记载，因此有人予以否定。但是，早在欧阳詹去世不久，就有同时代人孟简在《咏欧阳行周事》一诗中详细谈及，孟诗还收进《全唐诗》。此后，侯官人黄璞的《闽川名士传》、北宋李昉的《太平广记》、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都沿载此事。北宋的邵雍甚至说他曾看到那位艺妓的绝命诗墨迹。笔者以为，志书与韩愈的《欧阳生哀辞》没有记载，明显是为逝者讳。其实，欧阳詹与太原艺妓的交往，并非什么丑事，《四库提要》的编撰者就认为，“不可谓无此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犽游，不以为讶”。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韩愈作完《欧阳生哀辞》，又作《题哀辞后》。他说，为什么李翱已为欧阳詹立了传他还要作哀辞，为什么一向讨厌抄抄写写的他，却要工工整整地将哀辞抄写两份，分别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原因是“哀欧阳生不显荣于前，又惧其泯灭于后也”。这个《题哀辞后》所表示的担心至今仍没有过时，它还在提醒后来者，要记住欧阳詹，并给他应有的评价。今天的我们，倘能做到这一点，九泉之下的韩愈，也就不用再担心了。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