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国华侨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团结协作大显身手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移居桂林，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影响下，与桂林人民一道，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场有声有色、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兴起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广大海外归国华侨、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密不可分。当时在桂林上千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中，有近四分之一属于从海外归国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人士。如胡愈之、郭沫若、夏衍、司马文森、欧阳予倩、田汉、茅盾、戴望舒、艾青、马思聪、艾芜、巴金、吴伯超、黄新波、丁西林、徐悲鸿、焦菊隐、熊佛西、周扬、何香凝、张大千、李桦、胡风、阳大阳等。他们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和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组织领导 率先垂范

　　在中共南方局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下，海外归侨、文化人及学者，积极主动参与桂林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夏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主持桂林大后方的文化运动，并在桂林主办《救亡日报》和《华商报》。旅日学者胡愈之、陈劭先组建桂林文化供应社和兴办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担任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协助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工作，培训华侨机工，编辑校刊。同时他还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办《文艺生活》。旅法学者巴金、旅缅归侨艾芜分别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旅日学者欧阳予倩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桂剧团团长。旅法学者艾青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他们除了主持参与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外，还率先垂范，带头撰写文章，进行文学创作等。比如夏衍撰写文艺评论《论剧本荒的救济》，号召文化人：“新的时代新的戏剧，是要年青的朋友来创作的”。对戏剧提出：“利用、改良、创造”的思想，鼓励青年剧作家大胆创作。胡愈之主持《国民公论》半月刊，刊登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述评与通讯报道，发表的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民众认识时政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刊载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这对于广大民众正确认识抗日战争，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公论》还发表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如胡风的《现实与理论》、艾青的《诗与时代》等，对抗战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艾芜克服重重困难，勤奋写作，甚至在郊外躲日机轰炸也不忘拿一把帆布小凳，以膝盖为桌坚持写作。他每月写出五六万字作品，成为当时桂林最多产的作家。

　　团结协作 大显身手

　　抗战时期会集在桂林的归国华侨、文化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侨居地，但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遵循“团结、抗战、进步”的工作方针，团结协作，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文化运动。文学方面：海外归来的作家勤于创作。如巴金，他在桂林两年七个月的时间里，积极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先后主编了《文丛》、《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作品刊物。同时，他在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余，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还魂》和散文集《旅途杂记》等文学作品。茅盾创作的《霜叶红似二月花》1943年5月出版上市后，顷刻之间被读者抢购一空，轰动了整个桂林山城。艾青创作的诗作《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工人歌》等皆为读者所喜爱。戏剧方面：在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焦菊隐、洪深等归侨戏剧家的艰苦努力下，先后成立了90多个专业和业余话剧团，上演各种大小剧目370个，950余场次，使戏剧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中成为成绩最显著、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欧阳予倩、田汉等发起在桂林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其目的是检阅和观察七年来抗战戏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开展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确定抗战戏剧运动今后发展的路线和任务。参加这届戏剧展览会的有来自西南8个省共28个团队，近千名演职人员，演出170余场，观众达10万人以上，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音乐美术方面：旅法归侨马思聪、旅欧归侨著名作曲家吴伯超等活跃在桂林音乐界，积极参加音乐演出活动。他们与其他音乐人一起，化音符为干戈，汇旋律为时代强音，用音乐动员人民，激发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旅日现代画家李桦、丰子恺、何香凝、黄新波、张大千、阳大阳，还有旅法画家徐悲鸿、旅美画家李铁夫等，他们云集桂林，广泛开展抗战美术运动，激活多个美术社团，其态势波澜壮阔、盛况空前。如李桦亲自担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组织举办抗日木刻版画展；还有黄新波创作的《还击》、《他没有死去》等木刻版画，形象生动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制造的皖南事变中，残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热情讴歌新四军的丰功伟绩。

　　深入实际 勇于创新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璀璨夺目，这与在桂林从事抗战文化运动的广大文化人深入实际，贴近生活，紧扣时代主题，勇于创新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海外归侨、文化人，他们始终牢牢抓住民族统一抗战这一主题，去体验生活，去挖掘题材，去创作和提炼作品。正如旅日归来的翻译家林林在《广西日报》的《文艺通读散论》一文中所指出的：“文艺通讯也是服役于抗战的武器，它宣传各地方各种类的战时生活”。旅缅归侨、著名作家艾芜发表在《广西日报》的《战争与和平》一文中写到：“我们要明白，我们中华民族是处到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除了用战争争取和平外，其他的和平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有害的。因此，我们的笔，在今日必然是歌颂战争，无情地打击那些伪和平论者。”这些都无疑要求文化人要密切联系抗战现实，反映抗战时期的战斗与生活，歌颂抗日志士，鞭挞民族败类，鼓励与启迪人民群众投入抗战。如黄新波、周令钊、曹若等美术家深入前线，观察、体验前方抗日将士的战斗生活，创作了一批富有战斗气息的素描、木刻作品。黄新波创作的《胜利之夜》、《昆仑关》、《野营之晨》、《父子兵》等反映昆仑关战事的木刻组画在桂林“战时画展”展出，受到广泛好评。旅日木刻画家李桦长年累月地在战地写生，从事宣传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旅日戏剧家欧阳予倩，1938年从上海经香港抵达桂林后，受聘为广西戏剧改进会顾问，主持地方剧桂剧的改革创新工作。他发现桂剧的表演有朴素而细腻的优点，但拱手、抖袖、转身、指划等动作做得不优美，过于粗糙，于是他制定了改革方案。他主张在保留桂剧的地方特色外，力求革除桂剧中粗鄙、庸俗的动作、唱词、台词，杜绝胡诌瞎编、乱唱乱演的陋习；要大胆吸收昆曲、京剧及其他剧种的优点，改良唱腔。在舞台美术方面，要设大幕、边幕和实景。于是他将自己原先写的剧本《梁红玉》改编为桂剧剧本，交桂林南华戏院桂剧班演出，并亲自担任导演。在排演这出戏过程中，欧阳予倩一改过去桂剧没有导演制度之做法，亲手制定了导演程序，一幕一场、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反复排练。他还在表演、唱腔、化妆、布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采用了京剧、话剧、曲艺的一些手法，使桂剧从内容到形式，面目一新。该剧上演之后，轰动了桂林城，观众无不交口称赞，连续上演了20余场，场场座无虚席。

　　总之，海外归侨、文化人与其他各界文化人一道，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辛勤耕耘，奋发努力，造就了影响中外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及反法西斯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贺继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