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吴世德：最忆年糕香 何时重温童年记忆

　　吴世德，男，印尼归侨，现年6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三明市郊国有林场。

　　每次上街，遇到有卖年糕的摊位，我都会眼前一亮，伫足观望那热气腾腾的年糕。童年记忆中做年糕的一幕幕情景，就会缓缓地在脑海里浮现……

　　当年，我父亲在印尼就是做年糕生意的，那些久违了的镜头，却搁浅在记忆的最深处，每每看到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场面，都令我倍感亲切和温馨，似乎回到了孩提时代。

　　土匪3次洗劫 我家兄长遇难

　　我于1945年出生在印尼外拉梦省的一个小村庄，村庄不大，但还算繁华，道路比别的村庄宽敞，商店也比别的地方多，我家就在村子中央，家附近都是商店。父亲就在村道边上开着一家年糕加工厂，住家前面父亲还开了一间食杂店，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晒谷坪。

　　听我父亲讲，他刚到印尼时，靠打零工艰苦度日。几年后，攒了一些积蓄，就做起卖年糕的生意。

　　后来，父亲辗转到一个村庄，他花了一大笔钱在村子中心地段买了一块地皮自己建房子。房子大概有一两百平方米，是用茅草、泥巴和竹片等材料建成的房屋。那时，村里土匪异常猖狂，经常出来抢劫华人的财物。我家就被土匪烧了3次，每次都是洗劫一空。当时父亲刚刚到村里，和左邻右舍还不太熟悉，每次土匪来抢劫，邻居们都冷眼相看，从不肯出手相帮。有一次，土匪来抢东西，父亲和我大哥极力反抗，最终因寡不敌众，父亲受伤，大哥被土匪杀死。父亲为了在当地立足，花了一笔钱和当地的居民和警察搞好关系。从那以后，土匪才不敢再来侵扰。

　　年糕啊，年糕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做年糕的场面是很难忘的。那时候，我家有专门的做年糕厂房，父亲雇佣了十几个长工，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在宽敞的厂房里来回穿梭。厂房里面放置着好几具石磨，且有三眼灶、捣臼、榨床、白篮、搠粉寨、年糕蒸、年糕板、年糕印版等做年糕工具。我记得，那时做年糕靠的全是传统手工工艺。先是选米，用颗粒最饱满的稻谷，先把稻谷碾成米，要碾轧白净一些；然后是浸泡，第二天从水缸里舀出挑到河里去淘洗；接着用石磨磨成米浆。

　　推磨时，一个长工扶着磨担推过去拉过来，另一个长工一手把握磨头、一手将磨盘上的米慢慢拨进磨孔，转一圈拨一撮。石磨上方挂一只桶底有孔并插一只筷子的水桶，水沿着筷子正好漏入磨孔。在石磨吱咕吱咕的转动下，粉浆顺着磨槽流入出口处套着的粉袋中。磨年糕粉是一件苦差使，推磨多半是由年轻力壮的男长工完成。米浆灌入布袋要经过压榨挤水，榨床有4只脚，床底斜置一块有槽的木板，四周有栏板，一次可以放入若干袋粉浆，然后压上一块厚厚的木板，将撬杠的一头伸进固定的孔里，另一头套在架子上，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随着架子慢慢降落，将粉袋里的水分挤出。

　　榨粉时，要把扎住袋口的粉袋扛上榨床。榨干后抱进白篮，剥去粉袋，在白篮里刨成刨花似的粉片；然后倒进搠粉寨(同米筛一样有孔的团匾)搓成粉末；搠粉比刨粉辛苦，粉片冰冷，需要用手掌压在搠粉寨里又推又搓，搠成细细的粉末。搠粉多是妇女，半个钟头搠下来，长工的指头肿得像红萝卜似的。之后，洁白的米粉，在“上蒸师傅”灵巧的手下，加水搓合捻碎，用大碗把粉均匀撒到蒸桶里。蒸桶是“无底无盖桶”，底部放一只用竹片编成垫着纱布的斗笠一般的蒸伞，既能使蒸汽上来，又不致于米粉漏落。蒸桶底下就是滚沸的水，米粉在蒸桶的纱布上被慢慢蒸熟。烧火多由老人担任，原本烧稻草的大灶，这时的肚膛里也架起了柴块，火光映得满屋通红。一会工夫就飘出年糕粉蒸熟后的香气。

　　我时常站在一边，看着管蒸的长工腰间系着布拦，用筷子插插粉，感觉很松就是熟了，于是用镬盖一闷，使得蒸汽回落，马上端起蒸桶，将滚烫的年糕粉倒进门口的石捣臼中。搡年糕时要挥起沉重的舂头，拨臼的蹲在捣臼旁，边上放一盆冷水，有节奏地醮水、摸舂头、翻米粉。搡者的力气与拨臼者的灵活很默契地融合在一起一落之中，数十回合后，捣臼中的年糕粉成了年糕，非常柔韧，质感细腻、柔软、不粘口。

　　排华碎了年糕梦

　　在印尼的华人同样有过春节的风俗，华人取“年糕年年高，一年比一年好”的寓意，过年时必定要吃年糕、送年糕。每到春节前，我父亲的生意就非常火爆，他总是忙成一团：既要外出订货，又要亲自管理工厂。平时年糕做成长方体形状即可，而到了春节时，年糕就要做成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这无疑会增加了好几道程序，必然要增加人手。有时工厂缺人手，我会主动去帮忙，父亲叫我将仍然很烫的年糕团摘成若干份，分给坐在长板前做年糕的人，每个人在板上继续揉，使之更加柔韧，捏出一个个小团，搓成棒状，用印版压成年糕。之后在长方形的年糕上，印上梅、兰、竹、菊、双喜、双鱼等各种图案。

　　有些客户还要求将年糕做成元宝、如意形状的供品，这是“送年”要用的。我那时只会帮忙在年糕上盖上红印，把大人做好的年糕，一叠一叠捧到团匾上，趁着年糕之间还未粘牢，掰开后重码，直四根横四根，码得整整齐齐。我做不出元宝、如意那些形状，但却会捏出小白兔、小猪、小鸟之类的形状，在小动物头部嵌两粒赤豆或绿豆、黑豆当眼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日子在无忧无虑中静静流逝，眨眼间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8岁那年，我到离家20多华里的“哲哲镇”中华学校去读书。当时，我家有两辆运年糕的马车。车夫天天先送我去上学后才去送货，每天放学后车夫又用马车接我回家。两年后，我两个弟弟及3个堂弟都相继到镇里读书。叔叔家就在我家附近，他家比较困难，父亲为了帮助叔叔，就每天让两辆马车同时出动，把我们堂兄弟6个送到学校。

　　到我读四年级那年，印尼政府开始排华。父亲的年糕生意日渐萧条，其它的生意也几乎破产，于是父亲逐渐遣散了长工。那时，父亲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不久，印尼政府颁布法令关闭中华学校，父亲毅然决定举家回国，好让我们兄弟几个回到中国继续读书。

　　何时重温年糕梦

　　1960年，父亲变卖了在印尼年糕加工厂、车辆等家产，将房子和食杂店送给叔叔，拖家带口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和别的回国人员相比，我家的行李特别多，父亲将家里所有细软都打包成十几个皮箱带回国内。那时，我和叔叔家走得特别近，叔叔的几个儿子天天和我一起上学玩耍，关系特别好。那天，我叔叔一家人到码头送别。当时，我非常舍不得几个堂弟，看着他们几个在码头上泪流满面，我心里一阵酸楚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当船离开码头时，我嚎啕大哭，心想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几天后，我们来到了厦门。一个星期后，全家被分配到南安雪峰华侨农场。到我读六年级那年(1962年)，父亲又回到祖籍地——泉州市满堂红公社黄石头大队。父亲又重操旧业，做起了卖年糕的生意。由于家庭人口众多，父亲又年迈多病，仅靠卖年糕的小本生意支撑一个大家庭，非常辛苦。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身为长子的我不得不主动放弃学业，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1965年，我被招工到三明，进了三明市郊国有林场工作。此后我一直在林场工作，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年年获得先进，还担任护林队队长，2002年退休。

　　如今，年糕生产机械化了。磨粉、上榨、上蒸、制作都是流水线，工序简单。但我还是感觉味道和口感就是大不如从前。现在，我偶尔会亲手做年糕，让自己重温一下在印尼时的童年的记忆。(吴世德／口述 连传芳／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