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籍援疆归侨马静芳：一心回国的“富二代”

　　60多年一转眼，家人再未相见

　　1927年3月8日，马静芳出生于柬埔寨波罗勉省巴南市。读书时，因受进步思潮影响，一心渴望回国。父母不同意，马静芳便自己挣足机票钱，飞到香港。随后，考上广州岭南大学农学系。1950年2月，马静芳来到广州，终于如愿回到祖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马静芳主动报名参军。彼时，正逢王震将军到广东招人，广州军区挑选了140名大学生、高中生入伍新兵支援新疆，马静芳就这样被“截留”至新疆。

　　在新疆军区军政干校和俄文学校学习两年后，马静芳到“八一”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学习。从此，与牲口打交道成为她的终生职业。因工作成绩显著，她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归侨先进个人”、“全国地方病防治先进工作者”、“全国归侨知识分子先进个人”

　　离开柬埔寨的前夜，母亲在马静芳的床头看了她一宿。“我安慰妈妈，说一年后就回家来看她，结果再也没见了。”在阿克苏市民族路7号农一师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家中，已经年逾八旬的马静芳说起普通话来，仍带有浓重的潮州口音。

　　汽车驶过高楼林立的阿克苏新城和美丽的多浪河风光带，记者跟随马静芳和其子李沙农来到阿克苏市郊。马静芳一家曾经生活32年的小院木门紧锁，窗上的玻璃也已破碎。老人伏在破旧的木门上，透过门缝打量老屋的样子。

　　一心回国的“富二代”

　　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马静芳也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1927年，马静芳出生在湄公河畔的巴南市，父亲是柬埔寨四大米商之一，祖籍广东潮州。在柬埔寨，马静芳和许多华侨子弟一样，念的是华人学校，读的是华文报纸。在越南堤岸义安中学读书时，马静芳结识了一群进步学生，并接受了他们带来的进步思潮。为了挣足回国的机票钱，马静芳悄悄到银行做职员，然后借探望哥哥之名飞到了香港。彼时，恰逢广州岭南大学在香港招生，马静芳顺利考取了农学系。

　　南方日报：你们家当时在柬埔寨是什么情况？

　　马静芳：当时家里在柬埔寨做生意，光伙计就有几十个。我记得，家里的房子有三层楼，楼顶还有一个凉亭。一共有3辆小汽车。我们在越南的堤岸也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也有一个家，所以我和弟弟妹妹都不用住学校。家里怕我们在学校吃不好，还专门请了厨师给我们把饭做好，再送到学校去。我们每周一去越南读书，周五再回到柬埔寨。

　　南方日报：小时候，父亲给您的教育是怎样的？

　　马静芳：小时候，在柬埔寨、越南的华侨封建得不得了，我们家尤其封建。比如，如果我上街，到处转来转去、走走看看，我爸爸就不高兴。他也不让我们踢毽子、打篮球。

　　南方日报：家境这么好，您为什么那么想回国？

　　马静芳：那时我们班有新加坡的同学，他们经常跟我讲，说中国还在战争。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对中国印象还不深。但我经常跟“众声读书会”的进步同学在一起，这些都是从新加坡排华浪潮中逃出来的，他们跟我说中国多好多好。我就想啊，我还是回国，就是要回国，我哪里都不去！

　　怕想家晚上不敢看月亮

　　马静芳约10平方米的卧室是家里最大的房间：白色、绿色的墙漆已经斑驳脱落，老式的缝纫机放在角落，一本《天山赤子情》摆放在案头，唯一富有现代气息的物件是孙女送的平板电脑。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老人说只懂得用平板电脑听歌，边听边不自觉地随着歌声打起节拍。音乐中，她为记者展开珍藏的相册。“这是在广州读书时拍的。”照片里三位身着呢大衣的姑娘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留影。

　　老人的手指滑向另一张照片，“这是参军以后拍的。”照片中的马静芳头戴五星军帽，身着及膝百褶裙，神采奕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来到广州仅4个月的马静芳报名参军，换上戎装，准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谁也没想到，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批已应征入伍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大学生被王震将军“截留”，驶向东北的列车调转方向，径直驶入西北大漠，马静芳恰恰是其中一员。

　　南方日报：离开柬埔寨，您想家吗？

　　马静芳：想啊，在广州上学的时候，晚上都不敢出来看月亮，一看月亮就想家，想得不得了！我离开家的时候，家里都不同意我走。你看，一别几十年过去，我们一家人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南方日报：您一心想去朝鲜战场，最后却来了新疆，不觉得遗憾吗？

　　马静芳：来新疆苦啊，比到朝鲜还苦！当时是坐大卡车，从西安坐到这里花了近一个月。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有个盆子，白天用来打饭，晚上就是面盆，就这样在车上生活。到了之后又没有地方住。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遗憾。

　　“厕所问题”终未解决

　　初到乌鲁木齐，十指未曾沾过阳春水的“大小姐”马静芳挖拆过城墙、搬运过土块，甚至挖过露天煤矿……之后，马静芳到“八一”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学习，与牲口打交道成为她的终身职业。

　　为研究家畜布氏杆菌防治，马静芳踏遍农一师16个团场，花了3年时间、9种方法，对照检查2、16万头猪的血液以及5000多头猪的脏器，终于培养出一株布氏杆菌；为到沙井子胜利二场普查家畜寄生虫情况，她以场部总机室外的过道为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在新疆的岁月里，马静芳将大把时间留给了工作。

　　南方日报：您在这里的工作具体是怎样的？

　　马静芳：和给人看病一样，要开药，还要给它们打针。我记得，一次一个老乡带了他的马来，说这马老实。我就给它检查，它一蹬、一跳，我就飞出去两米远，当时老乡以为我死掉了。

　　还有一次，一个牧民深夜两点来敲门，他家的马生病了，希望我立刻去看。路上高低不平、又滑又窄，我们坐的毛驴车翻下了路基，我被甩出去好几米。然后我摇摇头，看看脖子断了没有；再动动腰，还好，腰还连在一起。然后我就喊那个老乡：“我在这里，亚达西(维语‘朋友’)。”爬起来继续赶路。

　　南方日报：以前兽医站的条件很艰苦吧？

　　马静芳：是啊，最严重的是厕所的问题。厕所在离我家几十米远的地方，晚上去上厕所，路边到处是青蛙、蛤蟆，也没有路灯，吓死我了！所里面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别的要求没有，你给我想办法解决厕所的问题。不过，一直到我们搬走，厕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一辈子做想做的事

　　1957年，大儿子早产出世，马静芳为其取名“沙农”，因为他生在沙漠中的农场。三个女儿的名字也颇具时代气息：二女儿叫超英，来自“超英超美”；三女儿叫“丽华”，取意“美丽中华”；小女儿叫“晓霞”，是马静芳唯一未早产但出生在路上的孩子……

　　马静芳的老伴已经去世十年。还在“八一”农学院读书时，马静芳结识了老伴。那时，班里只有五六个女孩，“我老爹很能干，会打毛衣、扎衣服……啥都会，我妈啥都不会，我爸就经常帮忙，他们慢慢就走到一起了。”马静芳伉俪的爱情故事为子女们津津乐道。

　　南方日报：“文革”的时候，您也受到了冲击？

　　马静芳：他们说我从外国回来，就说我是“里通外国分子”。我想不通啊，我抛弃了多少东西！我爸爸死的时候，家里来电话叫我回去，说那么大的产业都没有人继承。那时候我完全可以出国，但我没有，我怎么想得通？后来，“东方红”卫星上天那一年，我站在阿克苏西大桥上，想着干脆跳下去算了。后来我想，我为什么要死？我一没有做反革命的事，二也没有里通外国，一辈子都辛辛苦苦干活，我死干啥？这么一转念，就转过来了，人死不了了。

　　南方日报：您如何总结自己一生？

　　马静芳：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在新疆度过。回老家潮州待的时间总共不到1个月，在广州住了1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新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所做的，都是我年轻时候在学校里想做的事。所以，虽然工作、生活中遇到那么多困难，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就做。以前，给牲口看病，白天到晚上基本没有休息，因为只有我一个医生，马又那么多，我就这样一个人顶过来了。当时回国就是一片热情，想献身国家，所以我得好好干啊。不过，活是干了一些，但是干得不好。(唐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