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他婉谢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万法郎，另加补贴”的聘任，毅然选择了回国。回国后，他的薪酬是“每月1000斤小米”。

　　回国前，居里夫妇送给他10克珍贵的碳酸钡镭标准源，还特地请他传话给毛主席。

　　他的很多同事、弟子蜚声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因“两弹一星”的特殊贡献戴上了共和国勋章，但他却什么都没有。对此，他总是付之一笑：“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中关村大街这个不起眼的宿舍区里，有3栋掩藏在林阴深处的小楼，被称作特楼。它们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专门为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特别建造的高等级宿舍楼。14号楼里，住着98岁高龄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

　　捎话给毛主席

　　杨承宗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21岁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北京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工作。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作准备。

　　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的长女、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就接到了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了一笔钱，请他代购一些仪器设备。对此，杨承宗兴奋得夜不能寐。

　　回国之前，杨承宗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聘书特别说明：“年薪为55万法郎，另加补贴。”这在当年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虽然明知回到祖国后，他的薪酬只是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谢绝了法国研究机构的聘请。

　　得到钱三强托人给他带来的美元，杨承宗展开了“疯狂大采购”。同时，通过居里夫妇的帮助，他得到了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这些都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利器，当时不是能随便购买得到的。

　　1951年10月，杨承宗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国。家庭穷困，他不得不变卖了自己心爱的蔡斯牌照相机和欧米茄手表。在此后的近40年里，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竟没有钱再买一台像样的照相机。

　　在杨承宗踏上归国的征途之前，当时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特地和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主席，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激动不已，当他将这番话转述给钱三强时，钱三强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对他说：“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也不要讲。”

　　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的话报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找杨承宗核实了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杨承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这件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后来人们知道，这个口信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积极作用。直到30多年之后，杨承宗才向原子能所的领导谈到了这件事。

　　　研制原子弹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所长钱三强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并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

　　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已从他回国时仅他和郭挺章及两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发展到两个研究室近30人。1961年3月，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从原子能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星期以后，他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借调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

　　杨承宗刚到五所时，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的摊子。他随即开始整顿所内的科研秩序。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

　　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提前3个月准备好铀原料物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站在学科最前沿的杨承宗马上为二机部五所的前途担忧起来。他多次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五所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改变单一方向，要注意应用。今天看来，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身为“洋博上”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我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创办新大学

　　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在此期间，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

　　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大参加会议的几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时，有几句话飘进了杨承宗的耳朵。有人问：“你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回答是：“咳！别提了，只差0.2分。”杨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高考择优录取这条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吗？他作了一番调查，不同的老师评卷差个几分，非常正常。

　　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总理视察安徽，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师生职工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实验和探讨改革的途径，创造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和办法，广开学路。”对此格外敏感的杨承宗深受鼓舞，正式提出了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

　　同年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这所大学。合肥联合大学“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的办学模式，在当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2002年，合肥联合大学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承宗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对此仍是高度关注，非常高兴。

　　如今，这位亲身经历了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每天都会由小女儿陪着出来散散步。或许，一生的艰辛和努力，就是为了这样安静平和的生活。(王晓波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