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法制办昨天就《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赋予校车可以使用公交道，道路停靠、后车等待等优先权，并明确了学校在校车安全上的主体责任。而“专用校车符合专用校车国家标准”“校车停靠、后车静候”等高门槛高待遇，则引起了社会热议，一些家长担心学校会因“高门槛”停运校车，校车“高待遇”条款在实际中难以落实。
成本大、责任大
校车会否遭遇停运
条例提出，“接送幼儿、小学生的校车应是专用校车”、“专用校车符合专用校车国家标准”。对此，本市一家校车公司认为，这可能导致校车公司集体换车，因为现有校车几乎都不符合国家标准。然而，更现实的问题是，一辆专用校车价值四五十万元，这笔资金上哪儿去找？
“校车公司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如果没有相应支持，只能倒闭。”该公司工作人员说。
对于“专用校车”的规定，参与条例专家论证会的中国政法大学王敬波教授也不完全赞同。“专用和安全不一定画等号。”她解释，校车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道路和管理。专用校车的购车和运营成本不菲，当学校负担不了这笔费用，就可能转嫁到家长身上。其实，只要车辆符合安全技术国家标准等相关规定，并不是非专用校车不可。如果坚持推行专用校车，政府最好给出补贴细则。
由于意见稿明确了校方在校车安全上的主体责任，又没有要求学校配备校车的硬性要求，所以有家长担心，在成本和责任的双重压力下，学校会停运校车。
本市一家知名小学负责人则证实了这种担心的可能，学校是教育机构，再承担校车道路交通安全的大部分责任，最终可能导致校车停运，“现在校车的乘务老师都由校车公司安排，负责学生的乘车秩序。条例中要求学校指派照管人员跟车，意味着要占用本校老师或招聘一批乘务老师，这不太现实。”
对此，王敬波表示，由于各校需求不同，配备校车不做强制性规定，的确不排除有学校会采取这种逃避措施。但王敬波认为，城市里校车的出现，多源于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为上名校而舍近求远。因此，意见稿要求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政府为校车服务拨款的重点，则落在了农村地区。“农村的校车服务，说是政府的责任不为过。”王敬波说，近年来义务教育学校的撤并，使许多乡村学生需到县城上学，促成了对校车的刚性需求。政府在资金上给予扶持，是合理且必须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则建议，今后应出台一部“校车法”，将校车安全提到法律的高度。
校车停靠、后车静候
这种优先权定得高吗
在条例的起草过程中，校车将被赋予何种“道路特权”备受关注。在正式公布的意见稿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校车的“停靠权”。
意见稿规定，校车在道路上上下学生时，司机应靠右侧停车，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停车示意牌伸出车窗。此时，后方车辆应停车等待，不得超越。
校车停靠，后车静候，这个安全级别是否定得过高，实际上路时能否实现呢？王敬波教授表示，校车安全理应优先，但意见稿应明确“后方车辆”的具体范围。如果与校车行驶方向相同的车辆，均不能通行，对交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当然，“优先”就会使让位的其他车辆权益受损，但可采取更科学的方法，把这种损害降到最低。
意见稿强调，校车禁止以任何理由超载。王敬波认为，对于超载这个法律早已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用“任何理由”来强调，显得有些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