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一个“税官”的征税小史(3)

　　纳税意识不完全觉醒

　　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在被动中渐渐增长起来。然而，纳税数额巨大的企业却各有考量。

　　2009年有一件事让张光辉很头疼。一个做服装的企业，工人有100多人，企业主不交税款，经局长签字，张光辉等人搬回来一些东西，“拍卖也不值钱，到走法院程序的时候，老板人就走了，让工人到政府闹事。”

　　“大企业好收，个体工商最难收。”这是张光辉的感受，他觉得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都没收上来。但是和个体打交道多了，张光辉也觉得他们真的很艰难，企业刚起步，一家人在创业，销售对路了，就发展起来了，“也算弱势群体。”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抓大的，对于小的就放水养鱼，让它发展，扶持它”。

　　“尤其对中小企业，如果是按照法定的税款来征税的话，真的是税负过重，很难生存。”安体富也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一直呼吁为中小企业减税。而温州女商人刘萍则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她所知道的个别公司老板和税务部门“斗智斗勇”，“他们的硬盘基本上一个月销毁一次，就怕被查，光清空不行，几年前的账目税务部门都能恢复，所以只能销毁。”收税人和交税人的战争一直都在继续。

　　温州一位做外销的鞋厂老板江俊也有自己的感受。江俊的工厂必须全额纳税，否则出不了口，退不了税，但“通货膨胀，工人工资增长，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刀刀都砍在我们身上”。更令江俊发愁的是，他的工厂和大企业打交道必须要增值税发票，但是很多鞋扣、鞋带这些配件都是小企业做的，又不需要发票。“而开发票和不开发票，成本就不一样，竞争力马上受到影响。”和江俊同样做鞋的内销企业，终端基本不用发票。

　　张光辉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由于规定个体户营业额不足5000元，不用交税，同在一条街上，张家需要交税李家不需要交税，还有可能李家这个月够了5000元，下个月又不够5000元。所以张光辉也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大小都要交，先有意识，要全民都有纳税意识，补偿是政府要做的”。

　　“现在，人们开始从不纳税到寻求税负公平了。”张光辉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进步。

　　相比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公司纳税遵从度比以前好很多，现在大公司偷税漏税基本已经断绝。”张光辉说。

　　北京南麂博业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璋也是温州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很多的外来投资企业，给他和上辈人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们的纳税意识非常强”。

　　“很多浙江商人税的观念很强，他们现在最重视银行信誉度和税这两个东西。”王璋身边这样想的商人很多，王璋认为这跟经济的发展成正比。

　　温州全民皆商，企业多，梯度很大，张光辉也将它们分为原始积累型、快速发展型和成熟型。“前两种类型很喜欢冒险，总是希望利润最大化，而大企业愿意寻求认可。”有大企业主还会跟他开玩笑：“我真的不想偷税，有问题你快给我指出来，捐点款做慈善都没问题。”

　　但是在大企业的税收征纳过程中，往往会渗透第三方的力量，或是官方，或是私情。在温州，民间的商人财富多，和很多级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到企业去检查，不管你愿不愿意听，纳税人总会有意无意地提及某某领导和企业是什么关系，诸如“我和副市长是战友”“我常和你们市长喝茶”。

　　现实的情况是，如何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同时又避免与政府产生矛盾，已经成为张光辉最感到头疼的问题。

　　事实上，在大企业的“守法”纳税中，纳税意识的真正觉醒和氛围并未真正形成，或由于面子，或由于人际。

　　关于纳税意识，安体富告诉记者，“一是有明确的依法纳税意识，二是有对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和对政府的监督意识。”采访中大多数企业主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从没想过监督政府的税收。他们往往表情复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种改革当然还要有一个和它配套的政府转型。这个转型绝对不会仅仅限于经济层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