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克明:去年农产品价格涨的幅度偏大,时机不太合适,正好是全社会通胀预期比较大的时候。所以,我一直提倡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允许农产品价格逐步合理上升。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就像过山车一样。农产品价格在低谷时,农民肯定遭受损失,但价格长的过快、过猛,也让农民不得不承担一些隐性风险:一旦受价格刺激生产过多,产品积压滞销,他们又将成为最终的买单者。所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合理上涨,这一点很重要。在此也要特别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和经销商,对去年价格较高的产品,如大蒜、绿豆等,今年一定要理性安排生产经营,千万不能盲目扩大规模,以免遭受损失。
记者:农民的发言权还是太小了,怎样保证农民从涨价中获得实惠?
钱克明:对,当前农产品市场运转中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市场主体发育不平衡,农民议价能力低。目前正在农村蓬勃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力地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可以更多承担起这个功能。
应该利用政策措施,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产品直接进入批发市场,鼓励发展农超对接等营销模式,从而有效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同时要引导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相结合,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与农民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
此外,对鲜活农产品,政府也要改变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加大对批发市场、产地冷处理等流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与生产成本和低保水平形成联动
记者:在您看来,农产品价格怎样涨才算合理?
钱克明:根据我们的测算,农产品价格每年涨10%是正常的。今后政府最终建立起一种双联动的价格形成机制:即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成本以及城乡低保水平形成联动,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的调控政策也应更具灵活性,能够针对不同品种制定不同的调控和支持政策:保持粮食类基础性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减少大豆等贸易依存度高的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同时积极探索鲜活农产品的有效调控办法。
另外,要避免躁动资金的非理性炒作,导致价格虚高。应加强对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其他各类远期合同市场的监管,遏制过度投机和炒作行为,保持农产品供求和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当然,最根本的措施是要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供给。因此,政策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防止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向农产品传导等方面。
农业生产是提高 保障水平的根本途径
记者:全球食品危机背景下,我们如何确保安全?
钱克明:从当前的某些迹象看,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和保障水平仍不容乐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步伐,增强粮食生产能力。
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作,包括毫不动摇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的高产稳产农田,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新机制;以种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整合我国种业科研推广力量,打造我国自己的航母级种业企业等等。
同时,实施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也至关重要。政府应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推动“菜篮子”产品标准化生产园区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和疫病风险能力;利用贴息政策,带动银行资金支持批发市场改造升级和产品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提高产后物流能力;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提高“菜篮子”产品生产与营销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对跨区域收购运销批发业务,视同农民自产自销,减免税负,搞活大市场、大流通;提高“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征占补偿水平,加强城市郊区生产用地保护,稳定现有菜田和养殖区域;建立重要产品生产和供应平衡调节机制,完善调控保障体系,提高政府调控市场能力。
本报记者 刘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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