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间渠道
民间资本“纠结”
为了引导民资,相关部门应切实地将部分垄断行业放开,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政策口号的层面。不过,民资资本确实也存在预期过高的问题。”
——左小蕾
对于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来说,现在颇有些纠结——一方面,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限购举措使得民间资本暂时失去了最大的“投资利润来源”;另一方面,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全球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等大背景之下,实业投资的回报率正逐步降低。这也导致“民资何去何从”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或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再次引导民间资本。
日前,广东省制订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广东将放宽民间投资准入范围,如“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几乎同一时间,江苏省无锡市出台了政策文件,明确将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并保持投资稳定健康增长。据悉,无锡市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等五大重点领域。
事实上,不光是今年,有关民间资本引导的相关文件去年也曾密集出台。如相关部门曾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新36条”的出台更是让不少人为之一振。更早的2002年,全国人大就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在法律层面保障了民间资本的实力。
“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很多鼓励和引导的文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引导力度和政策实施力度还远远不够。”昨日,深有体会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就温州地区来说,2010年,仍有部分民间资本停留在楼市、股市等领域。而且,温州的‘产业空心化’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报道,温州地区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正饱受大环境之苦,曾经发达的炊具业、制鞋业等行业甚至已经出现了外迁现象。
“如果不管不顾,温州经济将愈发不健康。”周德文坦言,“因而,政府不光需要加强对民间资本的引导,更要对引导的方向加以确认,即让民间资本尽快从楼市和股市中撤出,以真正反哺实业。”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昨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同样强调,只有相关领域的泡沫下来了,民间资本才能得到更好的引导。“就拿房地产行业和部分实体行业来作比较,房地产投资回报率是100%,实体回报是5%,你说民间投资会选哪个行业?”她反问记者。
“为了引导民资,相关部门应切实地将部分垄断行业放开,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政策口号的层面。”左小蕾表示,“不过,民资资本确实也存在预期过高的问题。比如,不少民资就嫌相关地区的保障房建设的回报率较低,这是今后操作中的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此,周德文认为,民间资本的出路还是在转型上,但说白了,这还是需要政府部门的助力。除了确定引导到实业这个方向上外,在具体领域,相关部门可出台特殊的优惠政策,让民资进入到新兴产业等潜力巨大的产业中。同时,应建立一个较高层面的引导机制,提高民资引导的效率等。
面对庞大的民资,温州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叶新明表示,“用截堵之法肯定不得要领,还是要采取疏导为主的方式。”在叶新明看来,温州已经进入了资本运作时代。跳过高新产业,从过去的低利润制造业跨入资本时代,对温州而言,是福是祸,目前还难以预料。 (本报记者 黄烨 发自上海)
4、民间借贷“欠管”
5.60%、6.06%和6.60%,这个组合不是简单的数字堆积,而是今年首次加息后6个月贷款、一年期贷款和五年以上贷款的利率。在专家眼中,这不仅意味着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国有企业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还息负担,更凸显了缺少政府资助的中小企业将遇到的生存困境。
“相较目前的经济形势,如此高的贷款利率,确实给不少中小民企带来困难。”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说,“加上之前银行的总体政策环境,此举也势必催生民间借贷的活跃。”事实上,近期已经有消息称,在温州近8000亿元的社会民间资本里,有1000亿元左右的民间借贷资本,“从今年春节之前一直到现在,这些资金都延续着供不应求的局面”。
分析人士同样指出,在国家银根收紧且部分国有银行贷款浮动利率达30%的情况下,不少中小民企短期内还是离不开资金的“供给”。因而,被业界称为“草根金融”的民间借贷自然而然成了“惟一”选择。同时,客观而言,与国有银行相比,简便、快捷更是民间借贷的一大优势。
不过,就目前市场中的普遍情况而言,民间借贷资本即使月利率低于5%(即年利率高达60%),也远高于6.06%一年期贷款利率,且较易引起法律纠纷,相关权益也无从得到根本上的保障。因为,从目前的条文看,高出的资本借贷不会受到法律保护——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所以,业界多次呼吁让中国的民间借贷合法化。“民间借贷,急需加快立法,并切实让‘草根金融’从灰色地带走向阳光地带。”媒体日前的评论指出,这样才可以充分用活居民手中的存款,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也能“吃”到固定的利息,更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输血”问题。
不过,周德文认为,在国家加强立法的同时,更应该对宏观经济“把脉”得更准确些,“以加息为例,在控制通货膨胀和保障中小企业生存之间,应该两者相较取其轻,至少应该适当考虑到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毕竟,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国际金融报 本报记者 黄烨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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