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农民工厌倦候鸟式打工生涯 渴望融入城市(2)

　　而令许多农民工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的，还有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有着许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鸿沟。

　　记者最近拿到一份由团浙江省委主持的《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与对策建议》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2261位青年中，有46.67%未办理养老保险的、39.23%的人没有医疗保险、40.29%的人没有工伤保险、58.32%的人没有失业保险、64.04%的人没有生育保险。在待业期间，71.44%的人没有得到过失业救助。

　　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1980年后出生、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在外打工、年龄在16~30周岁的青年，他们已是目前企业用工的主力。调查涉及浙江省11个地市，通过问卷、座谈，从生活状态、收入就业、职业提升、文化娱乐、人际交往、婚姻家庭、子女培养、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调查反映青年在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

　　除了社会保障，在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对象的调查中，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基本为同乡、同事和同学的“三同”。也因此，当他们有困难时，35.74%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同乡同事，仅有12.81%想到的是找政府组织机构。

　　调查者认为，这表明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交往范围不广、程度不深。而事实上，也仅有23.86%的人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表示“满意”。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点使得他们在城市工作的同时，也进入婚恋和养育子女期，但从调查结果看，在1202个独自离家外出打工的青年中，仅有161人与当地居民结婚。

　　子女教育也是当前打工者最为看重的一个方面，调查者告诉记者，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被差别化对待，这成为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子女在打工地的仅占3.64%。

　　显然，令他们困扰的还有收入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的占62.53%，2001~3000元的占16.69%，3001元及以上的仅占7.74%。

　　“缓解招工难，首要在于让在外打工的人安心工作，但这样的收入，在目前城市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下，显然有些免为其难。”

　　调查人员认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与其父辈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生价值观有其自身特点。如果不能真正融入城镇生活，“落地生根”，“用工荒”现象将难以消除。

　　农民工渴望“落地生根”

　　招工难，原因众说纷纭。浙江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在招聘中，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求职者：要不要加班？福利怎么样？有住宿吗？有没有工作餐？企业环境怎么样？是否有活动的地方？

　　狄永华说，这一系列的发问，这种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表明“民二代”和“民一代”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这迫使企业需要提高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成本。

　　团浙江省委的调查也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的压力小，他们凭兴趣选工作，对工作比较挑剔，希望得到工作轻松、收入多、社会地位高、有趣的岗位。也因此，年轻一代跳槽的频率颇高，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流动的占到35.75%。

　　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也就此提醒浙江企业，更关注企业软实力的培养，在环境的改善和管理的人性化上给予更多重视，“员工要求被尊重，要求有娱乐权，希望企业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关注打工者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等，这些以前可能不怎么被重视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企业是否能招到人，留住人的关键。”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认为，破解“用工荒”，除了企业，更需要政府的努力，要在农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功夫，如打破户籍门槛、优先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要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确实得到改善，留得下、留得稳，让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在城市落地生根。“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 也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明智选择。”

　　记者 董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