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年中华南发生劳资纠纷和全国多个地区相继上调工资引发各界对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争论之后，今年春节之后再现的“民工荒”又成为热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劳动力短缺最明显的是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和建筑业不同，今年中西部企业也开始加入劳动力争夺大战。对此，3月1日在香港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孙驰预计，中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并促进产业升级，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通胀压力。
根据3月1日公布的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就业分项指标从1月份的49.0微降至48.9，与广泛报道的春节后“民工荒”现象相吻合。
孙驰认为“民工荒”突出了三个重要问题。首先，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低廉而且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原来主要在沿海地区运作的国内和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向内陆转移或扩张，在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已经缩小了中西部和东部的工资差距。从净收益来看，更高的生活成本可能已让去东部地区打工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
据悉，全球最大的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富士康，已经在武汉、成都、郑州、晋城和太原等中西部地区开设了工厂，在此过程中创造了数万个工作岗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农民工在东部务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422元，仅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4元和72元。而同期东部城镇家庭每月消费支出则为1196元，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349元和357元。
其次，农民工短缺突出了人口问题。数据显示，年龄在10-19岁的人群即未来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过去20年里一直稳步降低，从19.9%降至13.5%，而年龄在50-59岁的将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人群占比则逐渐提高，从7.8%升至14.0%。重要的是，2009年前者的比例(13.5%)首次低于后者(14.0%)，表明总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很快将见顶回落。而且由于现在受教育时间更长，这也减少了劳动力的实际规模并提高了工资预期。
尽管如此，孙驰对本报记者表示，鉴于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现在断言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她说，“刘易斯拐点”实际上有两个，即工资增长后劳动力供给会继续呈现，或者就业条件改变导致劳动力供给略有增加的第一拐点，以及不管条件提到多高，劳动力人口总增加数依然下降的第二拐点。“中国目前面临的是第一个拐点。由于农业的生产率非常低，还有很大的提升潜能和空间。这会更多地释放出目前还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让他们参与到工业部门中去。”她如是说。
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高路易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也持有类似观点。高路易此前曾对记者表示，不仅在中国的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人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彭文生则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孙驰认为，“民工荒”现象凸显的第三个问题是，与父辈相比，在2009年占比已经高达61.6%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对工作的需求也更多样化，除了想要不错的薪资，也看重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结果，当被问及外出就业目的时，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分别有76.2%和34.9%的选择了“出来挣钱”，而80年代出生的仅有18.2%选择了此项目。
那么，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上述趋势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孙驰认为，中国农民工在工资方面议价权的增大属于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通胀压力。据悉，2010年全国最低工资平均提高了20%以上，且多个省市计划将未来五年最低工资翻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孙驰认为，生产率增长要赶上工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很快开始提高，从而减少经济过剩产能。所有这些都指向更高的结构性通胀压力。
“这可以从CPI数据中窥见一斑。实际上，今年1月份CPI中与劳动力价格更密切相关的服务类价格同比增幅已从去年1月的0.2%上升至4.6%。”孙驰如是说。
另一方面，孙驰还认为，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工资迅速上涨会刺激未来的家庭消费，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从而帮助中国经济结构朝着消费方面调整。另外，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增加生产附加值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因为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作后盾，企业之前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较弱。产业升级后，企业能够更好地满足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的需求，包括提供的工作以及薪酬。”孙驰说。
<作者>=袁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