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高福利埋单
是什么支撑了澳大利亚人透支明天的洒脱?是什么让他们大把花钱时没有后顾之忧?
澳大利亚的福利系统依赖国民的个人所得税收。一般工薪阶层每年工资约30%作为工资税或个人所得税上交政府税务局。这样的福利事实上是政府用公民的纳税款，在整个国民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规划，帮助国民统一安排他们的福利待遇。
但是，如果认为高福利的影响仅仅止步于国门，那就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众长期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模式被认为是引发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深刻原因。而从全球分工体系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在为西方社会的高福利和消费盛宴埋单。因为个人收入是澳大利亚福利系统运行的基础，而个人收入取决于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
以澳大利亚资源类行业为例，由于劳动力缺乏，澳大利亚矿工如今跻身高薪阶层，工资猛涨已成为助推矿石价格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澳大利亚州的油气公司雇员平均工资为每小时75澳元。如果按照每天工作7.5小时计算，工人年薪可超过13万澳元。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西北部伊萨山矿区的矿工的收入甚至更高。当地一处铜矿的司机保罗告诉记者，他每年能挣15万澳元，一些同事甚至能挣20万澳元。
而澳大利亚苛刻的移民制度又将外国劳工挡在国门之外。西澳大利亚州一名中资公司高管曾向笔者抱怨，澳方以语言不过关为由，将大量中国工人拒签，公司不得不雇佣当地人，使得运营成本大大增加。西方福利和劳保制度某种程度上成为保护落后、拒绝竞争的借口。
然而，相对于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的日进斗金，不少中国的钢厂却徘徊在盈亏边缘，惨淡经营。中国矿工的待遇状况同样无法与澳大利亚矿工相比。这种产业上游和下游利润失衡的现状不尽合理，澳大利亚畸高的劳动力成本无疑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某些国家还深陷在“高福利”的教条式迷信中，宁肯选择牺牲主权信用，也要维护本国高福利不打折扣，结果给国际金融安全造成了巨大压力。
就改革高福利制度的议题，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近日表示：“让纳税人供养有能力自食其力的无业者是不公平的。”从全球来看，让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埋单，难道就是公平的吗?
福利进退中的东方与西方
面对高福利开始拖累经济的残酷现实，吉拉德总理表示，政府将通过削减预算、改革税收制度等方式，促使澳大利亚人更积极地参与就业。她还暗示，有意引入“奖勤罚懒”机制，让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自食其力。
吉拉德此番言论点出了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弊端。然而，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在执政党民意支持率较低的背景下，吉拉德政府不大可能出台强力措施。
在西方政治选举体制之下，社会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政客借以取悦选民的工具，许诺增加福利已经沦为拉票的手段。社会福利改革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政治雷区”，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哪个政客愿冒“千夫所指”之险轻举妄动。结果，福利见长不见落，即便在国家财政和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削减福利也需要很大勇气和智慧。去年法国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全国性罢工潮反映的正是福利制度改革的艰难。
更为可怕的是，当高福利和高消费固化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和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当过高的福利诉求被冠以“人权”“自由”的闪亮标签，进而成为政治斗争和传媒炒作的工具时，任何针对高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都会变得异常敏感和棘手。
但是，面对金融危机后高福利引发财政状况恶化和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少发达国家仍在试图进行福利制度改革。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升国内民众福利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善全球分工结构成为必然选择。(半月谈驻悉尼记者 傅云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