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指出财政政策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货币政策要发挥“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
从而逐渐形成了以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这些举措对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三，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次扩大投资是在我国已经形成巨大生产能力、一些行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避免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中央要求在“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从而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在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2009年下半年，面对我国经济中不断增多的积极因素，中央再次强调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土地政策、自主创新政策等的协调配合，按照宏观调控要求把握好各自的实施节奏和力度，增强政策合力，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宏观经济政策也开始逐步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非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2010年12月，中央决定，2011年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1年1月17日，胡锦涛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正是在这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作用下，“2009年、2010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对这一轮宏观调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两次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的启示
十六大以来这两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我国在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下，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良好态势，在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启示。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宏观调控，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在我们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要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发展也确实与我们对于这两次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
对于前一轮宏观调控，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在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结合这次宏观调控的经验，阐发了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新认识，比如指出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总结了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主要方式、重要着力点、重要保障、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胡锦涛又明确强调“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努力中，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标志着党对于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认识的深化。
既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又要临危不惧，增强信心。
“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这也是为两次宏观调控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
这里所谓的“适时”，“就是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越是形势比预料的好，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适度”，“就是松紧得当，不急刹车，不一刀切”，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我们在困难来临时不能自乱阵脚，而要保持信心、沉着应对，使我们的调控措施更具针对性。
其实，“居安思危”与“临危不惧”也可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胡锦涛所说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设想得更严峻一些，把各项应对预案搞得更周密一些，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才能经受住任何困难和风险考验，不断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
这一点在两次宏观调控中也有生动的体现。早在2002年中央就对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提出预警；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苗头性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控。正因为见事早，使得中央能够实施具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从2003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已经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加强薄弱环节和调整经济结构，为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做好了准备。在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时，中央又强调“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密切关注和妥善处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保证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而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中央就多次指出了世界经济发展明显不平衡、美国财政赤字过大和经常项目赤字持续攀升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的隐患。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的时候，胡锦涛又及时指出“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