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2009年，中央提出“这场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又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我们必须增强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善于趋利避害，积极化危为机，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正是忧患意识和战胜危机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的回升向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因此，我们必须增强信心，把握好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同时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既要善于从变幻的形势中捕捉机遇、化危为机，又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无论是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大、经济运行绷得过紧，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本质上都反映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中央一再强调在应对当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更要抓住机遇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比如，在前一轮宏观调控中，中央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调控中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使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得到改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又强调“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提供的倒逼压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更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增长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取得的收获更为珍贵，影响也更深远。”
比如，强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积累了一些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在这两轮宏观调控期间，中央都及时总结了宏观调控的相关经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二者的有机结合；要重视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的衔接，保持宏观调控目标的连续性，注意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益主体更趋多元化的条件下，宏观调控必须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调控合力；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促进就业的作用等等。
再比如，加深了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进一步探寻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路径。早在2004年，胡锦涛就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等“四个刻不容缓”，并强调这是经济运行中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2005年胡锦涛又明确指出“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结构调整对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要以科技进步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要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要推进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等，极大地丰富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胡锦涛又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压力，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主攻方向，努力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成为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了“八个加快”，从而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全面部署，反映出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又比如，充分认识了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央多次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因此，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加快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郭如才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