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宪:不大可行。国外真的核心技术,不会给你。核心技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解决。
《瞭望》:日本很早就开始从废品中提取稀土元素,中国这方面研究现状如何?
徐光宪:中国这方面现在做得还比较少。实际上,应该从废品中回收稀土,减少资源浪费,我们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很多企业都只从经济上算账,因为现有的稀土资源很多,在这方面还不够重视。国土资源部要限制稀土的开采量,限制了以后企业就要去考虑从废品中回收提取了。
“中国掌握着
未来高新技术发展的钥匙”
今年5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明确了稀土发展的时间表:用1~2年时间,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稀土资源开发、冶炼分离和市场流通秩序,再用3年左右时间,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技术先进、集约发展的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
对此,徐光宪表示,要加快稀土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并建议成立“国家稀土科技和战略研究中心”,搭建国家稀土科技、人才、产业发展和战略研究的平台,引领稀土科技和产业发展。
《瞭望》:这些年,中国在稀土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哪些值得肯定的成绩?
徐光宪:核磁共振应用检测,本来都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比较贵,要一两百万美元,其中一半就是稀土永磁材料,现在我们可以自己生产,而且也可以出口。又譬如稀土节能灯,国际最有名的是飞利浦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中国生产出口的,只不过贴上了他们的牌子,然后让他们赚了许多钱。
《瞭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徐光宪:中国的稀土节能灯品牌在国外没有打开销路,飞利浦在世界上很有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贴牌出口;而中国的最好节能灯品牌需要走出去,我们终端产品竞争力比较强。中国的节能灯质量相差很大,应该让最好的走出去,才能在世界上打响品牌,寿命短的国产节能灯要鼓励他们改进质量。
《瞭望》:在稀土应用研发和产业化方面,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工作?
徐光宪:加快稀土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引导和组织稀土生产应用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大力开发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支撑,鼓励深加工、高附加值终端或近终端产品的出口,不设限额。例如,鼓励稀土节能灯打出中国品牌出口。
为此,应充分利用高等院校、中科院和产业研究部门的优势,依托有条件的研究基地,建立“国家稀土科技和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应在政府支持下,以开放、联合、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稀土科学的基础研究,组织稀土资源、采选冶炼、材料、器材、环境等多方面的技术人才共同开展创新研究。同时,该中心还必须组织包括经济、法律、贸易、外交、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专家,成为国家稀土科技、人才、产业发展和战略研究平台,形成世界稀土科技中心,培养高水平、综合性人才,引领国际稀土科技和产业发展。
《瞭望》:作为世界上稀土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应该怎样利用好这一战略性资源?
徐光宪:稀土在战略上非常重要。所以英国《泰晤士报》说,中国掌握着未来高新技术发展的钥匙。
我认为,稀土的价格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2006年,国家采取了具体措施以后,稀土价格大幅度上涨,但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产量还要进一步限制。要把产量限制到比世界需求量小,现在产量比世界需求小一点,但还是有乱采滥挖、走私出口现象,这些问题在包头比较普遍,还需要国家宏观调控。
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环保部、卫生部制定的行业污染排放物排放和安全卫生标准,建立严格的检查和整治措施和问责制。以相关环保标准作为行业准入门槛之一,全面提高稀土产业的环保水平和生态保护能力,加强稀土在农、林、畜牧业和生物制药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领域应用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建立稀土对生物繁衍、发育、生长等过程长期影响规律的监控和研究,制定农用、医用稀土的安全规范。
另外,国家应该参照成本价格收储钍资源。鉴于稀土与钍资源的共生性,钍的放射性污染、以及钍潜在的核能应用,建议国家出资,研发和建立稀土矿中钍资源的富集、回收生产流程,并参照成本价格对钍产品实行收购和储存,避免钍的二次污染,彻底消除包头尾矿坝的巨大潜在灾害,保护包头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