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公共焦虑：丧失道德底线 幸福也将远离(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者薛兆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卸责、偷工减料、做手脚或者敲竹杠等行为，不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类交易中都难以回避的。

　　在经济学最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人们为让交易行为避免此类障碍，设置了多种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称为交易成本。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于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美国经济整体交易成本在一个世纪之中上升了一倍，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化遍地开花之时，社会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还显得微薄：当初双汇号称“十八道检验”可以让消费者“十八个放心”，结果这些检验中根本无法检测单一品种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猪尿检”就是“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冒充，每头猪花两元就能买到三大证明；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多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轰轰烈烈，下面也会相应地落实并写成详细汇报，“其实下去转一圈，小贩们在里面放了什么，根本没法查。”

　　新的利益机制必须再造

　　和食品安全链条相比，医患之间的距离更近些。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的人们无法同心协力。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病魔，本应并肩战斗，但现在双方彼此对立，在医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额外的成本：患者对病情毫无相关知识，只能依靠医生，可他们担心医生只考虑挣钱，总给患者开“大检查”、“大处方”，甚至不拿红包就不好好干活，于是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医生对患者本应全力以赴，但“医闹”“打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宁可顾及程序正确而不愿承担“尽全力”带来的风险，“能争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设一台肿瘤手术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创面较大、风险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么大多数医生会选择8分。”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本报记者，医生给病人诊疗要权衡利弊风险，尽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