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上的老龄化成本是指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包括五个福利项目，即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从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越迫近和越严峻，用于前三项的支出便会不断攀升，而后两项则会逐渐下降。因此，五项福利支出的此消彼长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相互抵消一部分成本支出。如果说人口预期寿命提高条件下医疗保障支出成为一个难有任何变通的支出项目的话，养老金支出就将成为欧洲各国一个重要的替代性改革选择。
在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下，参保人的养老金权益在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寿命预期的延长，“养老金财富总值”形成的这个隐性负债不断显性化和货币化，从而提升了政府支出的潜在总额，影响了经济潜在增长。
将长期“老龄化成本”考虑在内，一国之财政就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预期导致的额外、隐性和大规模的财务成本。否则，传统的财政指标所显示的只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图景，而不是全部，它将有可能隐藏起来，未来有可能成为随时爆炸的债务炸弹。
在世界各地区中，欧洲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最为严峻。
在以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制度为主要制度的欧洲国家，“老龄化成本”是其公共财政脆弱性的一个重要诱因。如果在评估一国财政风险能够考虑到老龄化因素和“老龄化成本”，财政预警就将提醒重新安排预算或改革养老金制度，以适应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需要，避免出现希腊式债务危机的发生。
拉动欧洲福利支出
战后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虽受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剧烈冲击，以英美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改革风潮与瘦身运动，私有化改革席卷欧美，但是，由于福利刚性、选举政治和选举周期等诸多原因，大多数国家福利改革举步维艰，甚至引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但欧洲福利国家的公共支出仍处于不断攀升态势，政府收入不得不逐渐扩大，以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和满足福利国家的膨胀。
在欧洲各国的统计中，福利支出主要由9项构成：养老金、遗属津贴、残障金、医疗卫生、家庭补贴、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失业金、住房支出和“其他”。1980年以来，9个项目的支出规模不断提高，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1980年公共社会支出合计占G D P的15.6%，到2007年提高到19.2%，大约平均每10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对欧盟国家控制“老龄化成本”的能力和前途，欧盟给出了三种情景预测。第一种情景也是最悲观的一个前途，它假定欧盟各国政府没有采取财政整顿措施下其债务发展趋势。预测显示，欧盟国家平均债务水平到2015年超过其G D P的100%，到2020年攀升至120%以上；但各国情况差别较大，其中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是爱尔兰，而攀升最快的国家是英国，在2020年之前低于60%以上的国家之一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卢森堡、芬兰和瑞典。
第二种情景是假定欧盟各国中期目标中每年财政整顿相当于其G D P的0.5%，但其结果很不令人满意：到2 0 2 3年 平 均 债 务 水 平 仍 高 于100%，即使到2030年也没有平稳下来。
第三种情景是最乐观的一个假设，即假定每年实现财政整顿相当于G D P的1%，在这个假定下，到2016年其平均债务水平开始出现下降拐点，到2027年降到70%，到2030年降到65%，届时还高于欧盟规定的60%以上5个百分点。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首当其冲
世界各国为应对老龄危机和改革福利制度已经做出了极大努力，几乎所有国家都没能置身于外。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将改革日程摆在各国面前：应对老龄危机，改革社保制度，挽救福利国家，走出债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