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游走于学界和政界之间：大嗓门却少发声音(2)

　　政治运动的幸运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洁琼复归本行，在燕京大学任教。但此时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引起了清华社会学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孝通是激烈反对者之一。但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还是被取消了。

　　雷洁琼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一呆就是20年，她的职务是教授兼副教务长。这20年，是中国政坛上多事的年代，也是社会学系无立足之地的时代。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大多没有逃过右派这顶帽子，但雷洁琼却成为少数的幸运者之一。

　　何以雷洁琼成为幸运者？梳理1957年前后的历史，的确让人感到困惑。

　　1956年国际社会学会召开，苏联居然派代表团参加，而效仿苏联取消了这门学科的中国则没有派代表团。美国《新时代》杂志对此提出疑问。为此，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当时任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的陈达主持其事。

　　1957年1月，吴景超在《新建设》发表了试探性的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首先提出恢复社会学的问题。李景汉在1957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带来的巨大反响，让大家看到了社会学的生命力。1957年春节期间，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谈到《人民日报》的相关内容，认为社会学工作有恢复的可能性。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说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现在没有人研究。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他强调：“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三个字也要得。”

　　在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报纸上呼吁的时候，雷洁琼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过，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授，她显然是赞同的。

　　1957年3月20日，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借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吃饭的机会，邀请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赵承信、吴泽霖、林耀华等几位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作陪。费孝通“利用这个场合，引导大家谈到社会学的事”。并且约定过一个时间，由他约请大家再谈。《新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给费孝通，说中宣部要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多做些工作。《新建设》愿意请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吃饭，并座谈社会学问题。会议记录由他们发表。

　　4月10日，《新建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费孝通主持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5月中旬，中央宣传部召集了在京的社会学家开了一次会，拟定陈达、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为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委员。6月9日下午，在北京南太常寺十二号陈达家里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会议由陈达主持，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新建设》1957年7月号上也刊登了4月座谈会的记录。

　　而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恢复社会学被看作“章罗联盟”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批判。一时间，声讨“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除雷洁琼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都被打成右派。

　　以当年反右的情势而言，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有言论授人以柄，雷洁琼虽不见言论，但她们夫妇竟然邀请社会学界领袖聚会，足可以“聚于密室，煽风点火”的罪名而罪加一等的。但在反右派运动相互揭发的常态中，却未被人提及，实在是咄咄怪事。

　　不仅如此，在揭发者的文章中，也好像有意地忽略了雷洁琼的名字。比如，1957年8月30日，林耀华等在《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一文说，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这个阵地上费孝通以“社会学界的把头姿态出现，拉拢他的一些一贯对党不满的‘老师’、也是他的追随者——潘光旦、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彼此勾结起来，互相标榜吹捧，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制造空气，阴谋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在恢复社会学的座谈会上每次都参加的雷洁琼的名字，则没有提及。

　　显然，雷洁琼受到了某种庇护。

　　雷洁琼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文章中说：“1958年的一天，反右斗争刚过不久，邓颖超约我到中南海西花厅共进午餐。当我到达时，周总理和邓大姐已在等候。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又向我了解了几位老知识分子的情况，鼓励我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令我心中非常感动。”

　　或许，是周恩来的庇护，让她逃脱了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