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寻心灵的家而出走:托尔斯泰之死
编撰 |吕峥
一百年前的11月20日,俄国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怀揣着69卢布、在82岁高龄时毅然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不幸因风寒感染肺炎,在此与世长辞……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著名作家,出身贵族。创作过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少年》 《青年》。1856年,他试图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却得不到农民的信任。1863年至1899年,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通过历史事件、家庭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描绘了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引起巨大轰动。
列宁称他为伟人,屠格涅夫说他是怪人,他说自己是个“令人生厌的糟老头”。著名媒体人苏沃宁的话点出了他在当时俄国的分量:“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他们谁更强大?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无可奈何,无法撼动后者头顶的王冠,但托尔斯泰却令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和王朝摇摇欲坠……”
被无数崇拜者视为圣人的托尔斯泰,年轻时却酗酒赌博、沉迷性爱甚至感染性病,33岁迎娶比他小16岁的索菲娅时,还将自己的性爱日记给对方阅读。但耽于声色的他在老年却成了一个彻底的清教徒。
他不是象牙塔中的作家,一生中曾数度放弃文学、选择教育,为农民创办了近40所乡村学校,他还从事社会批判,致信沙皇劝其改善百姓的生活。
屠格涅夫清醒地看到托尔斯泰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在临终前写信劝他:“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最终,屠格涅夫只能看着托尔斯泰在“关怀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去不回。
托尔斯泰决定出走
1901年,被俄国宗教院开除教籍的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的住所,回到了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白发苍苍的托尔斯泰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远离了贵族集团的社交应酬,穿最普通的衣衫,头戴草帽,腰系皮带,完全像一个农民,在田野上干着粗重的农活。
然而,孤独的托尔斯泰注定不为世人理解。沙皇早就厌倦了他“放弃专制统治”的规劝,革命领袖也不需要他的“人道主义”。1908年托尔斯泰80寿辰时,列宁甚至写信嘲讽他为“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托尔斯泰之所以进退失据,源于他对“国家犯罪”深怀警惕,希望依赖个人的良知来改造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负起自身的道德责任,包括沙皇,也包括革命者。这样一条非暴力的改良之路,显然不为革命领袖所喜爱。
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托尔斯泰仍能收到革命者的匿名来信,信里写道:“我祝您死得平平安安”。然而,托尔斯泰始终不为所动,在《天国在你心中》一书里,他喊出了“暴力即是恶”的口号——即便为了铲除暴力之恶,也不能使用暴力,因为铲除暴力的暴力也是恶。如果以暴制暴,最后仍然是暴力统治,仍然是恶的世界。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结婚。最初的生活很美好。17年间,索菲娅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4个早夭。索菲娅一直忙于照顾孩子,协助丈夫的工作,单是《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就誊写了6遍之多。小说写成后,托翁感念爱妻的辛劳,送她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并将戒指命名为“安娜·卡列尼娜”。但索菲娅在日记中哀叹:“我很累,怀孕让我变得愚笨,经常失眠。”
19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的隔阂开始逐渐加深,“地狱”、“痛苦”之类的词经常出现在夫妻二人的日记中。
正如儿子谢尔盖的回忆,父亲跟母亲经常进行气氛凝重的谈话,母亲指责父亲不关心庄园事务,不挣钱养家。
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索菲娅的反对,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宣布放弃自己1881年之后出版的任何作品的版权。1895年,他更进一步,在3月27日的日记中,他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遗嘱,宣布放弃自己所有的财产。索菲娅担心家中开销,坚决反对丈夫放弃作品版权。于是,家庭战争频繁爆发,整整持续了10年。托尔斯泰对索菲娅的歇斯底里越发不能容忍,经常表示自己宁可离家出走。而索菲娅则以自杀相要挟,并形影不离地跟踪托尔斯泰,用望远镜监视他。晚年的托尔斯泰得过疟疾和伤寒,不时晕倒,但他常说:“我唯一的病根就是索菲娅。”
1910年,在托尔斯泰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周围的环境已经恶劣到令他难以忍受。处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斗争漩涡中,为了求得环境的安宁和心境的平衡,在老人看来,似乎只有离家出走,到俄罗斯广阔的原野里去获得一席栖身之地,才是唯一的出路。
10月27日夜里12点,躺在床上还没入睡的托尔斯泰发现邻近办公室里有灯光,并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当他明白是索菲娅在翻自己的东西时,顿时愤怒起来。
原来,索菲娅猜想托尔斯泰一定预备了一份对她不利的正式遗嘱,因此想趁丈夫熟睡之际到办公室寻找。
可惜,索菲娅找错了地方。最终遗嘱确实早已写好,但并没有放在家里。托尔斯泰将它交给了自己的助手切尔特科夫。索菲娅的举动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托尔斯泰绝望了。夜深人静时,老人穿着睡衣,一手拿着蜡烛,敲开了自己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的房门。
马科维茨基一看时间,已是凌晨3点。他吃惊地望着满面愁容、神情激动的托尔斯泰。老人说:“我决定要走了。你跟我一起走。我先上楼去,你随后就来,小心别惊醒了索菲娅。我们不带很多东西,只带最必需的。”
说完,老人又上楼叫醒了小女儿李沃芙娜,对她说:“我现在就离开,永远离开。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感染肺炎的托尔斯泰驻留小车站
清晨5点,托尔斯泰悄悄将行李搬到马房,同医生马科维茨基和女儿李沃芙娜乘马车出发了。他们计划先到夏莫尔金修道院暂住一阵,因为托尔斯泰的妹妹玛利亚在那里当修女。在火车站等车时,老人一直神色不安,走来走去,马科维茨基清楚,他是怕索菲娅追来。
直到在二等车厢的单间坐定,火车缓缓启动时,托尔斯泰才真正觉得安全和自由了,神情愉悦。可是,当他小睡了一会,醒来同马科维茨基喝咖啡时,却又忧郁道:“索菲娅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这种矛盾的心理使老人陷入自责和不安中,却并未动摇他离家出走的决心。翌日清晨,托尔斯泰找到了当修女的妹妹,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
就在这一天,报纸报道了托尔斯泰出走的消息。索菲娅对其中一个孩子说:“给你父亲发电报,就说我投水自杀,死了。”托尔斯泰在修道院歇息了几天,由于怕索菲娅追踪而来,便在一个清晨突然离开。
一行人搭上一列火车,前往六百英里外的诺沃切尔卡斯克。中午刚过,托尔斯泰就在车上发烧打寒战,他病倒了。经马科维茨基诊断,托尔斯泰已经感染了肺炎。当晚,人们在阿斯塔波沃的一个小站把他抬下火车,送到站长家里休息。老人情绪显得很好,他半开玩笑地对李沃芙娜说:“好啦,这下快要死啦,别烦恼!”
令人遗憾的是,玩笑话不幸一语成谶,7天后,一代文豪果真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小站上撒手人寰。
托尔斯泰染病驻留阿斯塔波沃的消息很快便被记者传开,李沃芙娜给在莫斯科的大哥谢尔盖发了电报。
11月2日晚,谢尔盖赶到阿斯塔波沃车站,却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看托尔斯泰,因为老人深信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见到儿子可能会情绪激动。马科维茨基知道托尔斯泰时日无多,便建议谢尔盖去见老人。
夜里10点,谢尔盖走进房间。听到声音,老人睁开眼镜,用惊奇不安的眼光打量着站在床前的大儿子:“是谢尔盖吗?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谢尔盖撒谎说他路过戈尔巴乔沃时,一个偶遇的列车员告诉他的。“列车员怎么会认识你的?他难道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听完谢尔盖的回答,老人闭上了眼睛,没再说话。第二天,她在日记里写道:“晚上谢尔盖来了,我很感动。”
12点,索菲娅偕同子女和医生来到了阿斯塔波沃。
子女和医生们商议的意见是,在托尔斯泰主动叫索菲娅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会面,因为老人的身体已经衰竭,会面可能会让他送命。
然而,托尔斯泰对索菲娅的处境却很关心。11月3日,老人见到女儿达尼雅时,十分详尽地向她询问索菲娅的情况。“跟我说,她在干什么?她做些什么事情?她收到了我的信吗?她看了以后觉得怎样?”即便如此,直到临终,托尔斯泰还是不想和妻子见面,只在一次病情恶化后的呓语中喃喃道:“索菲娅的担子很重啊!”
情和理一直在他心中交织、缠斗。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一位。做他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繁重的任务。”
留下最后一句话“世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
11月5日,托尔斯泰的肺炎继续恶化,体温时降时升,脉搏高达140次 。他时而抓紧被子,时而又放开,时而把双手放在胸前摸索着什么。疾病造成的痛苦,使老人不时大声呻吟。一次,他突然坐起来道:“我恐怕就要死了!”还有一次,他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没有人来打扰我,你们让我安静吧。”另外一次,他猛然从床上欠起身子,用坚决的语气喊道:“走,应该逃走!”
这些话都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沉重而可怕的印象。
那几天,小小的阿斯塔波沃站热闹空前。大批闻讯而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在此守候着,忙碌着,不断发出关于老人近况的消息和照片。沙皇政府派来的专员、省长等各类人物,挤满了这个原本荒凉冷落的乡村小站。
19日夜里12点,托尔斯泰的呼吸急促而沉重,喉咙里出现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医生提议注射吗啡。不久,老人的呼吸从每分钟60次减到36次,脉搏也逐渐微弱。
20日凌晨两点,根据医生的建议,一直守候在车上的索菲娅被允许进入屋里。在只点着一支蜡烛的小屋里,索菲娅神情忧伤地站了一会,远远注视着躺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的丈夫。她抑制着感情走过去,吻了吻托尔斯泰的前额,跪下小声道:“原谅我?”
凌晨三点,昏迷的老人又开始动弹和呻吟,但脉搏微弱到几乎测不到了。医生们开始打急救针,到了五点,托尔斯泰的呼吸越来越慢,并突然停止。
“第一次停止呼吸。”守候在一旁的医生说,并当即进行了人工呼吸急救。老人恢复了微弱的气息,悲哀道:“农民,农民,他们是怎样死的啊?”并屈起膝盖,似乎是想躲开移近的烛光。索菲娅再次走到丈夫跟前,在床边跪下,马科维茨基也走了过来。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众人说了最后一句完整的话:“世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为什么你们只想到我一个!”便与世长辞。
托尔斯泰的死讯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世界。各地的电报都忙着拍发关于这位伟人去世的消息,成百上千的专栏、社论在排版、付印。当时正在意大利侨居的高尔基写道:“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痛苦懊恼得叫出声来!”
当天,火车载着伟人的遗体,从阿斯塔波沃朝他的家乡缓慢驶去。沿途的每个车站都挤满了群众,纷纷向作家表达最后的敬意。在离波良纳最近的谢金诺车站,聚集着大学生、市民和各方面的代表。农民们举着白色亚麻布做的横幅,上面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根据托尔斯泰的遗嘱,他的遗体下葬在被古老的橡树和菩提树环绕的地方,那是波良纳的一处林间空地,墓上没有任何碑文和十字架。
历史留给托尔斯泰的是无尽的失望:他去世后的这一百年,他梦想的“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是战争,暴力革命随着先进武器的发明、极端思潮的泛滥席卷了全世界。
托尔斯泰的预言也是正确的:以暴制暴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年批判他的革命领袖,最终也没将其道路一走到底。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思想在其生前未能被历史理解,在其身后却于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们所实践了的理想,正是托尔斯泰当年的理想。他们之中,甘地是与托尔斯泰通过信的学生,马丁路德金从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曼德拉最喜欢的小说是《战争与和平》。
“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样的时代将不可阻挡地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我所能,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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