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引起后世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随后从容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无疑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自己作了严厉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绪，但当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噩耗传来
临危受命
1935年4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5月时，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说：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被传为佳话。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瞿鲁两人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继而携手在上海领导“左联”，一直相互借重、扶助。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时总是先到鲁迅家避难。在离开上海奔赴苏区的几天前，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险专程到鲁迅家作别。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当晚，鲁迅为了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出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得知瞿秋白已经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迅速把信件转给了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分头寻找对策营救。
这是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多年的一颗人头。若不抓紧行事，恐怕凶多吉少。
临危受命
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工作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处在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眼皮下，中共“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