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临时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
在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设计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方法，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逃了出去。
在离开福建省委之前，他们4个人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设计了被捕时各人所应对的口供。对一些细节反复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叫黄秀英，承认自己是红军医院护士，红军大部队走了，医院解散了，她是回闽西老家的。
张亮供名周莲玉，说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笔赎金，被红军派人将她转移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则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发来了10万银元和一纸表彰令。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才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党首领”瞿秋白。
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5月14日，鲁迅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信中说：“它（瞿秋白的化名‘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多余的话》
被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专门收拾了一间房子给瞿秋白住，并由一个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还派了一个上尉军医随侍左右，照拂医药。
被囚期间，瞿秋白可以随意在院子里走动，吃的是两荤两素一汤的长官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供应。副官处给他买了两套白衣服，一双胶鞋，因为瞿秋白有脚气病，又买了一双布鞋给他，还给他借来了几本书籍杂志。
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瞿秋白说：“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运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政府时，与士兵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就了那篇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这是一名曾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却又被逐出决策层的革命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写就的时间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时，瞿秋白是处于转折期的党的第一位领导。”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说，“而到了瞿秋白被捕的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中遭受到严重创伤的一年。”
瞿秋白在狱中疾书《多余的话》时，恰是革命低潮，前路迷茫的时候——红军主力正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而留守红军从1935年2月起化整为零，三万兵马分成九路，在中国南方八省的15个地区开展艰难的山地游击战争。
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沉痛的表述：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当《多余的话》全文誊清，瞿秋白在第一页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朝士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旧貌不再，不胜感慨，忧心大发，写下了哀婉悲伤的诗句。时隔两千年后，瞿秋白特意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序言。陈铁健认为，瞿秋白始终自省并清醒着。在《多余的话》里，处处可见瞿秋白因为事业与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苛责自己的痛苦。因为剖析得太过淋漓和细致，字里行间难免显得苍凉：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只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