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蓝/文
主持人语
3月7日，73岁的成都市民文仲作为“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代表就民间对日索赔案赴日，亲历了“3·11”日本大地震，回来后随即参加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向大地震受难者的爱心捐款活动。对历史的追问，恰恰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未来，文仲相信，正视历史才能激发爱心，爱心能创造奇迹，能共酿和平的春天。
本期嘉宾
文仲，1938年12月出生于成都永靖街，幼年经历日本飞机1941年对成都的大轰炸，造成终身左耳听觉损坏。文仲195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附中。1963年调四川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工作。1999年倡议建立四川东方老人乐园。2011年3月初，文仲作为“成都大轰炸”39名受害者的代表赴东京参加对日索赔案开庭审理，在东京期间亲历了日本大地震。
采访手记
（2011年3月16日）
3月5日上午，成都各界60多人声援“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座谈会在惜字宫南街一餐厅举行。座谈会由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召集主持，傅尧院长为文仲祝酒壮行；抗日老英雄黄士伟、“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代表也发表了讲话。四川省民革祖统委等机构也对此高度关注。大家在“以史为鉴，明智抉择，日本政府必须向成都大轰炸受害者谢罪赔偿”横幅上签名、写寄语，小记者们表述希望日本政府爱好和平、正视历史、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的心声。文仲对我说，“孩子们说的就是我的心里话。”
我和文仲约定，回到成都后就进行一次深入采访。3月11日下午，我得知日本于14时46分(北京时间13时46分)发生9级地震的消息，不停拨打文仲的手机，一直关机的情况让我多了几分担忧。14日一早终于接到他的电话，老先生于当日凌晨安然回到了成都。
15日下午，在成都一家老朋友聚会的茶楼里，一头银发的文仲带着很多资料来了。他面色红润，多日的奔波让他略显疲惫。这些“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在此举行了一个关注日本大地震的捐款仪式，募得2600元。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的傅尧先生说，这笔钱将以“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及家属”的名义，汇给对日索赔案的日方代表律师，再由律师转送至日本的募捐机构。
文仲先生说，“以德报怨”是东方民族很熟悉的一句话，别人欺负了你，要用爱心去感化他，用胸怀去包容他。可是，孔夫子还说了一句更关键的话：那“何以报德”呢？
我想，这个反问，不是文仲以及“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们掂量的问题，而是那些不敢正视历史的人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
“这次日本之行，让我感动终生。”文仲动情地说，“日本人民对我非常友善。我去了众议院、参议院，向议员们提出了我的要求，没有一分钱的经济目的。一些人闭上眼睛，或者王顾左右，难道历史就因此而改变了吗？”文仲话锋一转：“在这次大地震里，我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群体素质。地震发生后我也经历了一次几个钟头的步行，我行走在完全不同的风景里……所以，我回到成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大地震受难者的爱心捐款活动。爱能创造奇迹，爱能共酿和平！”
对话
为两国的友谊和未来而追问历史
令人感佩的日方律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谈谈你去日本的行程。
文仲（以下简称文）：我3月7日下午由北京飞抵日本成田机场。我不懂日语，由两位在日本就读的川籍博士生担任向导和翻译，深夜下榻东京都立小石川后乐园，是东京赏梅、赏樱和观赏红叶的名胜。庭园约7万平方米，曾是水户德川家的庭园。据说庭园名“后乐”来自于我国文学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也是日中友好会馆的所在地。一天住宿费是5500日元，乖乖，对我这个退休老人来说很贵，但在东京算便宜了。当晚，我会见了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妻子一濑三和。
记：一濑敬一郎是你聘请的律师吗？
文：是的。一濑敬一郎是日本的著名律师，他率领一个由多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律师团队，承担了5次来自中国的对日索赔案的起诉。夫妻俩多次来中国搜集日本侵华战争的证据，妻子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一濑敬一郎生于1948年，他们夫妻至今没有孩子，全身心都投在事业上。细菌战诉讼案、“重庆大轰炸”案、“成都大轰炸”案等，他的律师事务所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书籍、资料、图片、设施塞满了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听说，一濑的父亲在战争期间是军人，来过中国……
记：为什么你这次起诉使用的名义是“重庆大轰炸”？
文：因为一濑律师此前已多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重庆大轰炸”的诉状，沿此谱系，我这次来，就算是这一系列申诉中的一次。2006年3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拉开民间索赔案的序幕。至今东京地方法院已就该案开庭审理17次。第18次庭审将于今年6月1日举行。第二天一早我开始准备申诉书，由翻译和一濑敬一郎整理成日文，送东京地方法院。
一个日本人数十年全力以赴为中国受害者辩护，令人感佩。记得一濑说过：真理无国界。为了中日两国实现真正和平友好，清算战争罪行，他将奉献一生。他说，有时感觉到自己像在海滩深处，疲惫不堪地拨开污泥探寻金子。我相信金子的闪光是永恒的。中日和平友好的真谛，就像金子一样。
3月9日的庭审现场
记：你参加了哪些活动？开庭情况如何？
文：9日中午我应邀到日比谷公园参加了日本反战人士举行的声援我的游行。我展示了“以史为鉴，明智抉择，日本政府必须向成都大轰炸受害者谢罪赔偿”的大横幅，上面写有数百名成都市民的签名。他们对“成都大轰炸”也是高度关注的，中国新闻社东京支局、朝日新闻社等多家媒体均到现场采访。
我和律师一行准时来到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下午3点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第17次审判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律师介绍我的情况后，由我开始申诉，在现场进行同步翻译的，是四川大学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余文静。
我讲到，1941年7月27日，侵华日军对成都进行的轰炸，是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一颗炸弹落在离我家仅20余米的地方，巨大的冲击波不仅把我家房子冲塌，还震伤了我的左耳鼓膜。此后我的左耳持续疼痛，一年后开始流脓，听力不断下降，最终于高中阶段失聪。这不仅迫使我放弃当音乐家的理想，还使我产生了自卑心理，造成巨大的心灵伤害。日本飞机出动7000余架次，对四川70多个城市进行了321天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7·27”大轰炸共造成成都698人死亡，1368人受伤，3587间房屋损毁。我大声说：“今天，我站在日本法庭上控告日本国的战争犯罪行为。我代表全体受害者，请求认定‘成都大轰炸’是违反国际法的无差别狂轰滥炸，判决日本国向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我的家就在天府广场右侧那两棵巨大的银杏树下，如今看到银杏树，令人感慨万端。
中山武敏作为原告的代理律师，在意见陈述书中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放弃了对日索赔权利，但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中国公民个人赔偿请求权依然存在。“重庆大轰炸”违反了国际法区别对待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基本原则，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犯罪。它给原告及其家属造成的巨大伤害今天还在继续，希望法院作出能经得起国际法考验的审判。
接着，律师团向法庭出示了一系列证据。我环顾了一下旁听者，大约有80多人，有老人，而中青年居多。中国留日学生代表高铁以及她的母亲等人也参加了旁听。他们用沉静的目光，一直给我鼓励。5点，庭长宣布闭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