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灾荒救济史和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研究。出版学术专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参与国家清史撰修委员会两项科研项目：《清代灾赈志》、《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
■历史学博士讲述民国国务总理熊希龄的成长经历，以及从事慈善教育的故事
■熊希龄精于教育、实业、行政、外交、水利等，是晚清政坛的通才、奇才
■中晚年厌恶政治，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救过数以万计的灾民生命
■创办当时中国最大规模、世界最早的孤儿养育机构——香山慈幼院
清末民国的中国是内外交困，大多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幕幕的丑剧。那个时期一些政治红人很少有得到正面评价的，但是湖南人熊希龄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在晚清时期，熊希龄曾经官居二品，与满清一些权贵交往非常的深。到了民国时期，他又曾经一度做过政治奸雄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解放后，毛泽东却对他另眼相看：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那么熊希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做过哪些事？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熊希龄这个历史人物呢？
■维新健将因一场疾病捡了一条命
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里，熊希龄的父亲对他的家教是非常严格的，而且熊希龄本人也一心向学、勤奋学习，他小的时候天资非常聪慧，14岁就中了秀才。1888年，熊希龄进入了“沅水校经堂”学习，这个学堂是近代湖南地区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书院，不仅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还学习地理、农政和兵谋，也关注近代西方传过来的一些历史、政治、人文、社科等知识。这所书院使熊希龄大开眼界，也为他日后的建功立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891年，熊希龄参加本省的乡试，以21岁年龄名列第19名，评阅官评价熊希龄是“三湘有为之士”。1894年，熊希龄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定为翰林院庶吉士。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最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熊希龄满腔义愤、充满忧虑，他就向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再请求要奔赴前线去抗敌，遭到阻拦。之后，熊希龄投笔从戎，被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任命为两湖营务处总办，从事军务活动。但就在这个时候，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场“维新运动”，以及全国范围的这个时期的“维新运动”给熊希龄提供了新的人生活动舞台。到了1896年秋，熊希龄由湖北辞职返回湖南，加入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在此期间，熊希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仅在长沙担任时务学堂的总理，主持校务、提倡科学、注重实务，并且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以开通明智，唤醒国魂为宗旨。另外还在湖南设立了“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会社，他还在湖南兴办近代铁路、轮船、航运，还有其他各类的工矿，新式工矿企业。
这个时候，熊希龄在军事、实业方面的才能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认可。但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却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嫉恨，他们给陈宝箴施加很大的压力。最后陈宝箴被迫妥协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的职务，梁启超也被迫出走北京参与戊戌维新，湖南维新实际上陷于分裂和停滞。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北京的年轻的光绪皇帝执意要改革，他有意把维新名人、维新健将熊希龄征召到北京，让他参与变法。
1898年8月正是“百日维新”期间，熊希龄打点行装北上，他先把他的妻子朱其慧安顿到其兄朱其懿那里，然后到衡阳与父亲辞行，因为他们家是军人家庭，他父亲正在湖南衡阳编练水师，他去跟父亲告辞，然而在路上因为饮食不慎患了痢疾，所以说只好返回衡阳去养病。就在他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发生了维新六君子的惨剧，“戊戌六君子”慷慨悲壮地奔赴刑场，就是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熊希龄侥幸捡得了一条性命。但是对于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指为康、梁党徒，他受到了这样的处分，就是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受到这样的惩处，所以熊希龄的维新事业到此止步，而这个时候熊希龄年仅28岁。
■内外大臣争相延揽通才熊希龄
“戊戌政变”之后，遭遇重挫的熊希龄处境非常艰难，多数时候只能在他的妻兄朱其懿的庇护下低调做人，蛰伏老家，寻找、等待新的机会。到1901年遭遇八国联军入侵，重辱的清朝政府不得不再实行新政，于是对维新党人严加管束的法令日渐松弛，当时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办新式学校、新式学堂，到1902年的时候，朱其懿担任承德府太守，他决心开办西路师范讲习所，他邀请办学经验非常丰富的熊希龄过来帮助处理校务、学务。
到1903年初，长沙成立省师范馆，不久一个重要人物出现，赵尔巽，他担任湖南巡抚，这个人他是非常支持改革的，他和湖南旧派势力的关系是冰火不相容。他决定要在湖南各府、各道设立师范学堂，因为熊希龄的视野开阔，办理教育事务办事非常认真，所以赵尔巽上奏清廷重新起用熊希龄，得到批准。熊希龄也未辜负上司的赏识，其负责主持的这个西路教育发展成为全省之冠。但后来他再次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不得不暂时放弃教育事业，进入了工商界。1904年熊希龄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工业，回到湖南之后，设立沅州务实学堂，创办了醴陵瓷业公司，就是陶瓷业，并且与当时的另外一个湖南名人杨度联合创办了矿务公司。从1904到1905年这两年时间是熊希龄在湖南从事实业活动的最高潮时期，最盛时期，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近代湖南地区实业活动的先驱人物之一。
赵尔巽到东北的沈阳主持政务，当时被称为盛京将军，念念不忘熊希龄的才华，他再次给皇帝上奏折请求开复原官——翰林院庶吉士，再次得到批准。不久，熊希龄又得到了湖南巡抚端方的奏保，以二等参赞官名跟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实际上是担任出洋考察的这个报告的起草，以及立宪奏折。之后，清政府就根据这个报告和奏折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熊希龄因为这次出洋有功，一时间成为内外大臣竞相延揽的对象。1906年赵尔巽把熊希龄调到东北的辽宁，让他去帮办新政，他的官职是农工商局总办。之后熊希龄再次去日本调查浚河工程及商务。到1908年，几个大臣就开始争着要熊希龄了，1908年江苏巡抚陈启泰让熊希龄担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任谘议局筹备处的会办，同时被两江总督端方委任为两江总督的总文案，咱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总秘书长，写东西，包括一些总体事务的协调工作。另外端方还让熊希龄担任谘议局筹备处总办，担任南洋印刷官厂的监督。因为他的几次出洋活动，熊希龄增长了在立宪和外交方面的才华，再加上他在校经堂地理、历史知识的积累，还有他兴办实业这方面的才华，所以到这个时候，熊希龄已经成长为晚清罕见的一个通才，可谓红极一时。
到了1909年4月，尚书，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为财政部的部长载泽上奏皇帝请赏熊希龄四品卿衔，把熊希龄调到东三省帮助处理财务，担任正监理官，而且让熊希龄管理奉天的盐运、盐务。到1911年赵尔巽担任东三省的总督，他把熊希龄任命为东三省的屯垦局会办以及奉天的造币厂总办。熊希龄从一个地方引人注目的实业家，成长为一个名重一时的理财能手。
■担任国务总理，他感到很窝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熊希龄静观时局，他觉得清政府的大势已去，12月他就离开了东北回到上海，到上海就与革命党人黄兴和宋教仁联络，成立湖南共和协会。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他们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那么熊希龄他成立了一个湖南共和协会，他担任正会长。他一到上海就以正会长的名义，领衔致电袁世凯，促请清朝皇帝退位，公开襄赞共和，就是他表明他的态度是赞成共和的。
熊希龄这个时候做出的重大选择就是离开赵尔巽，我们知道赵尔巽几次给他上奏折，打开他的政治枷锁，是他的政治恩人，但是熊希龄这个时候选择离开赵尔巽毅然地转向共和，可以说是识时务、顺民心、全大节的一次爱国壮举、爱国义举。袁世凯后来攫取了临时大总统的权位之后呢，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而唐绍仪非常清楚熊希龄是善于理财的一个能手，就热情地邀请熊希龄，担任他的财务总长。但是这个时候民国时期的财务总体状况是千疮百孔，没人愿意接手，也没人敢接手，熊希龄连续五次推辞不干，但是唐绍仪知道他的水平，他就以他国务总理之尊干脆专程赶到上海坐等熊希龄答应，所以最后没办法，熊希龄在1912年就职财务总长。熊希龄从正式任命到辞去财务总长就三个多月，这个时候他主要干的事情就是筹措军饷，与外国银行团磋商借款。
与此同时，他还对全国整体财政的状况提出了一些计划和方案，但是由于当时中央和地方都急需钱款。而外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又极为苛刻，各方舆论指责熊希龄当时的一些行为是卖国行为，而且袁世凯非常专断，一意孤行，所以熊希龄感觉处处不顺手，非常窝火，无法施展他的才华，所以最后辞去了财务总长的职务。他辞去财务总长之后，袁世凯并不放弃，把他任命为热河都统，负责筹划热河建省、修筑铁路和修葺避暑山庄。
到1913年7月，因为政局动荡不安，发展到一定时期，袁世凯还是觉得在理财方面不能够离开熊希龄这个能人，所以他做出一个举措，强迫命令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让他组阁，就是任命了教育、工商还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让他来组阁，但是熊希龄百般推辞，最后没办法，只好就范担任民国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就任民国国务总理之后，他梦想是组建一个第一流经验和第一流人才的内阁，他想为建设一个讲求法制、致力于现代化的宪政共和国而努力，但是专断的袁世凯拒绝了这个提议，熊希龄心中非常不高兴。实际上熊希龄内阁大政方针的计划与设想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后来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之下，熊希龄被迫签署了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而解散国会、解散国民党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不追求民主革命的一些举措，所以当时舆论界纷纷指责熊希龄，熊希龄被迫在1914年2月6日辞去民国总理的职务，任职仅五个多月。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3月份熊希龄被袁世凯任命为湘西宣慰使，他到职后，他并没有听命于袁世凯，而是暗中筹集粮款来援助护国军，我们知道护国军的斗争目标其实是袁世凯。6月份袁世凯死后，熊希龄进京力请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最民主革命的一个代表、一个标志。最后熊希龄毅然地与政治说再见，绝意仕途，毅然地转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事业，也就是慈善教育事业，这个时候熊希龄正当壮年，47岁。
■多次领衔赈灾，救活无数生命
在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秋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顿成泽国，这个时候正在天津隐居的熊希龄的住所也被河水吞没。当时有材料记载：“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广大区域都成为灾区，灾民超过六百万人。”那么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难民露宿、哀号求援这样的惨剧，他良心十分不忍，当即奔赴北京，一边向中国银行工会求助，因为他拥有极高的社会威望，社会人际关系网络非常丰富，一方面向政府求救，结果当时的政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你熊希龄出面主持政务，我们才能够做一些决定。就在这种国运艰难的时刻，熊希龄尽管一度认为自己不能胜任救灾的这么一个重任，但是最终他当仁不让，他利用在社会上的巨大号召力，结合政府、地方士绅和中外慈善团体的力量，成立了“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这次赈灾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得灾区全体灾民减少了冻、饿毙命的现象发生，当然肯定还会有饿死人、冻死人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此外，他还积极开展对泛滥河渠的河工治理，提倡以工代赈，就是让这些受灾的青壮年，从事一些体力活动，然后一方面出力，另一方面你可以通过付出劳动获得一定的物资，包括衣食等方面的资助。这样既救济了大批灾民，还给受灾地区做了不少永久性的建设，这次领导赈灾的巨大成功就把熊希龄引向了开办慈善事业的光辉道路。
1920年秋，直隶，就是今天河北、北京的一些地方，还有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个省爆发大规模的旱灾，饥民达到三千多万人，灾情非常严重，预计需要两亿元款项才可以完成赈灾任务，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几乎不可能承受的，熊希龄再次出面牵头组织了“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后来又和外国慈善团体叫“万国救灾会”，一起联合成立了一个“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后来熊希龄提出了急赈和工赈等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救灾活动，使得多数灾民得以渡过厄运，免于死亡。此后熊希龄还多次领衔各地的慈善救济活动，而这种慈善救济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他去世。就在他从事这些救灾活动过程中间，熊希龄对中国的底层社会有了全新的认识。目睹流离失所的儿童，他曾痛心地说：“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状呢？”他决心把他的余生献给救助和培育这些流落儿童的事业，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他因创办了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成为著名的爱国慈善家和平民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