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雷洁琼先生学做人做事(图)

　　我是雷洁琼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的第一个博士生，回顾与雷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给我最大的感触便是跟雷先生学做人学做事。

　　受益于雷先生严谨的学术风格

　　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雷洁琼先生。当年7月，作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牵头成立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课题组的成员，我参加了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的关于该课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个课题是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雷洁琼先生是这个课题的学术指导。

　　在分组讨论时，其中一个议题是关于“城市家庭结构的趋势”，对城市家庭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小组成员之间僵持不下。此时，就有人提出，去听听雷先生的意见。我们一组几个人找到雷先生，雷先生当时就说，用资料说话、用数据说话，态度非常明确。

　　1987年，我硕士毕业，想考雷先生的博士。雷先生是当时北大社会学系仅有的三个博导之一。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时的老师薛素珍是雷先生1946年回燕京大学当教授时的学生，薛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很支持，就给雷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考博之前我带着这封信去了雷先生家里，雷先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等考试完再说吧。”后来，我考得还不错。

　　大概在1988年四五月份的时候，雷先生有一个“七五”国家重点项目的课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让王思斌通知我加入这个课题组。王思斌是雷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已经是北大社会学系管教学的副主任。后来我们课题组几个成员就到雷先生家里开了一次会。她当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可以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但她在红霞公寓的住所并不算宽敞，而且还十分简朴。

　　在这个课题上，雷先生给了我们很多调查方法和分析研究方向上的指导。在给我们作学术指导时，她总是鼓励多，很少批评，但一定是非常严格的。她要求问卷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论证才能确定，所有这些讨论都要经过她认可才能变成问卷。在去6个地方作调查时，都是雷先生跟这些地方先联系好，或者雷先生为我们写介绍信。调查期间问卷怎么做，要注意哪些事项，雷先生都布置得很周密。这个课题其实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1990年，我博士毕业时候的博士论文也是基于这个课题，这也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之路，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农村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差不多30年了。

　　雷先生的学术风格很严谨，她坚持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以实践调查和扎实的数据为基础。1990年，我开始写毕业论文。因为时间安排的原因，我就写一章给雷先生送审一章。每次拿到送审后的稿子，雷先生都在我的稿子上写很多批注，有的地方还用铅笔画上记号。当时我有些概念没有界定，雷先生看出来后就对我说，所有的学术论文无论大小概念都必须有严格的界定，否则就会造成歧义。这个问题，让我记了一辈子。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要谈一个多小时。这段经历现在想来真是难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在北大得了一个奖，一位美籍华人提供经费资助了论文出版，雷先生知道后很高兴，为我这本书写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