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雷先生学做人学做事 我自从跟了雷先生读博士之后，就是跟先生学做事学做人。王思斌老师也说，雷先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跟雷先生学做人学做事，不徇私。 在雷先生的追悼会上，王思斌老师讲到：“我跟杨善华都没有占过雷先生的便宜，我们从来没有搭过她的便车。”相处这么多年，我们也从来没有私人的交往，见面谈的都是关于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情。要说帮雷先生办私事，我记得只有一次，那是雷先生一个亲戚到北大进修，她找我帮忙办事。事情完了之后，她半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杨善华，我是不是该请你吃顿饭啊。”我理解，这是帮她私人办事，所以她觉得应该向我表示她个人的谢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每个月会去看望她一次。我跟她讲最近的社会新闻，学校和系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她很感兴趣，听得非常专注，但很少发表评论。她应该是有想法的，但是很少说出来。我们作调查回来，在农村看到什么现象，也会跟她汇报。 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记忆很深。1983年，我们在连云港开会时，当时一位江苏省的领导刚好去连云港视察，要和我们住同一个宾馆。雷先生当时住在三楼唯一一间有空调的房间里。为了照顾省领导及其随行人员工作的方便，宾馆的负责人就跟负责会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沈崇麟老师商量，能不能把雷先生的房间调到二层，这样整个三层的房间可以集中给省领导及其随行人员使用。因为二楼的房间没有空调，考虑到雷先生的身份和年龄，沈崇麟觉得很为难。但他硬着头皮跟雷先生说了之后，没想到雷先生很痛快就答应了换房。那年夏天连云港非常热，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不动都会浑身是汗，但是雷先生跟我们一样。她平易近人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参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先生并非对理论没有兴趣 我曾经跟雷先生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说：“外面一些学者都说你只讲应用社会学，对社会学理论没有兴趣。”她听了后，就反问我：“谁说我对理论没有兴趣？” 我的理解是，她讲的社会学理论不是我们社会学界常说的非常宏观抽象的东西，而是一种虽然离开了经验层面但又跟经验层面很接近的理论，比如社会的整体观、群体和社会失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等，上世纪90年代初她就讲过这个问题。现在来看，这难道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吗？“学以致用”是她一贯的理念，所以她把自己的理论融合在社会实践与调查中。比如她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婚姻的影响首先是从恢复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假设。只是这个理论假设是基于社会调查并且完全可以降到经验层面来验证的。 雷先生有很多身份，比如国家行政人员、社会活动家、学者等，但雷先生一直说她最喜欢的还是教师这个身份。沈崇麟对雷先生有一个评价，他说：“这么多年，雷先生看到社会的很多变化，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她还像过去那样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对学术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上新发生的事情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服务于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学 雷先生常说“学以致用”。她对社会学的理解，从方法论上来讲，有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观点、所有的结论都应该来自经验材料或基于经验材料；第二就是她的整体社会观，把社会的各个方面看做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学以致用，还体现在上世纪30年代雷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她开了一门课程叫“社会服务”，其实就是社会学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应用。她把社会学研究当做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工作，即服务于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学。这个思想，在当时来说也是很前沿的观点。 雷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也是本着想为社会服务的出发点，她原来是学化工的，从斯坦福大学到南加州大学学社会学，专业的改变体现了她这样一个想法。做什么事情最有利于爱国和报国，这是她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包括像南京“下关事件”那次请愿挨打，也是为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她个人。她的很多研究都是以妇女和儿童为对象。从1937年到1941年，她在江西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南昌伤兵管理处慰问课的上校课长等职务，慰问伤兵，培训农村妇女参加抗战。作为当时比较年轻、有名的精英女性，她做这些事情都是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当然她也知道她个人的能力和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是她能做多少是多少。杨善华 唐红丽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