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北移的新四军军部行至皖南，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9000多人大部牺牲和被俘。政委项英遇难，军长叶挺孤身下山谈判，被无理扣押。
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事变发生前，新四军这支整编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力量的抗日武装，在受到国民党政府种种限制而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成军三年历经1200多战，把敌寇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叶挺被扣押后，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身陷囹圄五年，方得获释。出狱第二天，这位一度脱党的北伐名将立刻写下入党申请书，请求重回党的怀抱。
事变一周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全军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事隔70年，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皖南事变的惨烈。为了探究那场千古奇冤，记者来到了安徽泾县西南的茂林镇。
茂林地处青弋江畔，是一个距县城35公里的山区古镇。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里山清水秀，堪称胜景。盛世好风景在乱世却是征战地。皖南事变发生七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茂林谭家桥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就牺牲在此。
历史惊人的巧合，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国共鏖战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下山谈判
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发生第七天，茂林石井坑好似滴入水的油锅。
弹雨的声音由“嘘，嘘”（远弹）变成“切，切”（近弹），肆无忌惮地从新四军军长叶挺身边飞过，但他仍像一座钢人那样巍然站在山坡上，手持望远镜，观敌瞭阵。
东流山上的火光渐熄，叶挺有些绝望，这已经是该阵地第三次失守了。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深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随后，香炉墩、象形山又相继失守，这片山谷中的阵地已经彻底失去了屏障，指挥所成了各方攻击的目标。
“军长。”副参谋长周子昆再次建议，“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拼到最后一个人总不是办法，能保存一份力量，还是保存一份吧。”
残阳如血，叶挺一声不吭。几天来，他指挥部队在重围中苦苦支撑，一直希望党中央向重庆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顽固派解围。
恰在此时，党中央前一天发出的电报，经华中局转达，发到了石井坑。电报上说：“重庆交涉恐靠不住”“你们不要指望，一切靠你们自己”“如有可能似以分批突围有利”。
叶挺反复咀嚼着电文，他的愿望已经落空，只好按照中央的指示，把这支军队解散，让他们各自为战，自寻出路，转移到江北。
夜间，十几个号兵同时吹响了开饭号——这是突围的信号，被围在石井坑的哀兵从四面八方冲了出去，在血肉横飞中杀出了一条条血路。
天麻麻亮的时候，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一行借着雾气翻过火云尖，来到了一条狭窄的深谷——西坑。这里三面高山渺无人烟，只有一个谷口与外界相通，国民党第108师师部恰恰驻扎在谷口外的村庄。显然，这是一条绝路！
叶挺到底是在此地“被俘”还是“被扣”的，党史界一度说法不一。解放后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都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研究皖南事变多年的房列曙教授访问了叶挺身边的八位当事人，最终认定，“被扣”的提法更为确切。
据多位受访者回忆，到西坑时，叶挺身边又集中了千余人，人们看到军长，就仿佛回到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军部”，放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这种情况下，叶挺拒绝了随战斗部队先走的建议，坚持与这些战斗力较弱的人守在一起。
数九寒天，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正犯愁时，国民党第108师的一位排长举着白旗从山口跑来，声称“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要新四军“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民主人士林植夫和国民党第108师素有旧交，自告奋勇前去谈判，但他下山后就音讯全无。
这时，敌人又往山上打起了乱枪。叶挺不躲，反而打开手杖上自带的折叠椅坐了下来。“我不躲，我抗日犯了什么罪？惹得他们用机枪、大炮来打我？我死了就好，不死就到重庆去找蒋介石，让他枪毙我。”他吼着说。
这样耗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干部们开会商量对策时，饶漱石提议由叶挺下山去见一见老熟人——108师师长戎纪五，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叶挺回答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再去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敌人没有放松的迹象，除非让敌人得到一定的满足，才有可能放松突围。”饶漱石见叶挺不答应，又提出由自己去满足敌人，保全叶挺。叶挺当然不会同意，他早就恨不得“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怎能让别人去送死。沉默了一会儿，叶挺说：“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傍晚，山下来了国民党军108师的一个排和52师的一个巡逻队，都说是来接叶军长下山谈判的，两下竟然为了争夺叶挺吵了起来。这也难怪，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出十万大洋的重赏，要生擒叶挺、项英，双方为了争功自然打得不可开交。
虽然明知是陷阱，叶挺还是下山了。下山前，叶挺站起身，把手杖折叠起来，扔下深渊。
这支手杖是叶挺在德国时一位友人所赠。平时是一柄普通的手杖，在野外训练时或战场上站累了，只要将抓握的地方打开，往地上一插，就可以当凳子坐。在紧急情况下，只需拉开手杖上的铜环，装上子弹，转眼就变成了一支左轮单发步枪。叶挺对这支手杖非常珍爱，从不离身。在临下山前扔掉手杖，叶挺实则早已心知凶多吉少。
到了108师师部，情况果然生变，接待叶挺的是52师副师长朱惠荣。原来，为防止108师“出事”，和叶挺关系甚好的戎纪五早被架空了。
至今仍有人对饶漱石让叶挺下山谈判一事表示怀疑，房列曙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饶漱石当时虽然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打过仗，但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项英离队后，党中央来电指示：政治行动由饶漱石负责。1月12日，毛泽东等又明确指示“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所以，饶漱石代表党叫叶挺下山，也就顺理成章。
“爬山爬到半山腰”
下山前，叶挺一再对饶漱石说：“你是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你将来要向党替我证明，并不是我动摇。”
饶漱石拍着胸脯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叶挺为何如此谨慎？主要是鉴于大革命后脱党十年的教训。叶挺离开过党，走过弯路，这是他一生苦闷的根源，也使他更怕被党误会。
叶挺为什么会脱党？耗时八年为叶挺做传的李杞华对记者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力证。正如叶挺自己所表白的，对军人来说天职和人格重于生命，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容不下一粒沙子。”
论资历，叶挺是北伐名将，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是共产党早期职务最高、最受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南昌、秋收、广州这三大起义都离不开叶挺和他的铁军。但叶挺在莫斯科愤然脱党，却注定了他“六面碰壁”的命运。
广州起义后，叶挺是第七个受处分的人。罪名是“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而“消极”的罪名，大致源于起义中他曾提出放弃城市，及时撤往农村的正确建议。
在北伐中一路高歌猛进的叶挺，自南昌起义以来却成了败军之将，承受着一连串失败和强加于他的罪名，这让他夜不成眠，咯血不止。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休养治病，同时继续讨论广州起义。
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向第三国际提出申诉。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信奉“城市中心论”，给叶挺扣了个“政治动摇”的“大帽子”。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叶挺被支到黑海边去疗养。虽然“六大”肯定了广州起义，却没有为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平反。这回，叶挺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要求共产国际在一个月内，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结论，否则，将自行离开莫斯科。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叶挺便真一气之下到德国去了。脱党之后，一向以“振世污，起衰弱”为己任的叶挺，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在柏林，他甚至一度厌世，参加了素食组织，令朋友们既震惊又心疼。
其实，广州起义中很多人都被扣了“大帽子”，叶挺并不是受委屈最重的一个，如果他不脱党不是更好吗？李杞华认为，就叶挺倔强且自尊心极强的个性来说，在当时做不到。党内和叶挺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规劝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
叶挺脱党这段公案，直到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才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脱党后，漫长的十年中，一代名将叶挺竟然没有“再就业”。
李杞华分析说，这十年间国共分立，叶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国民党，要么为共产党服务。前者对他大献殷勤，叶挺不为所动；后者忙于反“围剿”，无暇邀请他。回到党的队伍和老战友身边，叶挺可说是“做梦都想”。但一提起对自己脱党“人家会怎么样看”，强烈的自尊又束缚着他，令他的苦闷愈发强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叶挺身居澳门，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却备尝政治上无所依托之苦。
提起这个教训，叶挺后来曾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反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坚持下来了，但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