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盘里的一粒砂
延安归来，叶挺意气风发地扛起了新四军大旗，他的搭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
项英在党内威望很高，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他领导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约3万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劳苦功高。
新四军组建初期，叶项二人配合默契。陈毅曾说：“项副军长在中央苏区时代就领导这个地区，三年游击战争也在赣南。他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同志是过去北伐时代老四军的领导人物，没有叶军长出来调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军的困难。叶军长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是叶军长的功绩”。
1938年初，分散在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个特务营，全军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从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新四军这支人民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了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挺发现与其说他是军长，倒不如说是军需外交官更为贴切。蒋介石虽然被动地接受了新四军的改编，但在人数、干部、枪械弹药、粮饷服装、驻地范围、行进路线等多方面都限制新四军。接受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给养只相当于国民党部队一个丙等师的标准，而且还经常拖欠。
“讨军需”这项令人头疼的重任，只能被叶挺——这个“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作用更大”的人——担当起来。
就叶挺的个性来说，他从不乞求任何人，但全军抗日将士的饥寒交迫，迫使他为之奔走呼号。他一次次求见不愿见面的蒋介石，受够了他的冷落；他一回回走老袍泽的后门，虽然这是他平生最讨厌的；为了给队伍买枪，他甚至卖了夫人的嫁妆。
但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也给叶挺带来了工作上的不便。
共产党人从挫折中认识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新四军内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关系进行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员，新四军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他无从知晓，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他没资格参加，只能“在住室里绕室徘徊”。
在给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一封信中，叶挺曾说过：“一个居士不适合当大庙的方丈。”从这句话看，叶挺的苦恼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与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李一氓回忆说，叶挺和项英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矛盾、冲突，项英也注意维护同叶挺的关系，战士们甚至看到两位首长一起浇菜的和谐景象。
但在表面的尊重之下，叶挺归根结底还是个“客卿”。当时的党务归政委，军务归副参谋长，这都限制了叶挺发挥其军事才能。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三年间，叶挺两次走避，在皖南停留的时间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第一次走避是1938年秋，叶项二人在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歧见，叶挺便修书一封，挂冠而去，回到广东惠州一带打游击去了。
蒋介石得悉叶挺出走的消息后，一面挖苦共产党人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一面则声称将为新四军另派军长。
1939年春，由周恩来亲自陪同，把叶挺送回了云岭。他对项英说：“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长也不让和他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呢？”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新四军参谋处从项英驻地搬到了叶挺所住的种墨园，以利叶挺进行军事指挥。
参谋处长搬过来住，并不代表尊重叶挺的指挥权。叶挺遗憾的是，新四军打过千百次胜仗，由自己直接指挥的作战却一次都没有。1939年9月，他再次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云岭，直到次年的8月，才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重回军部。
对此，叶挺形象地形容自己“好象夹在磨盘里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这也正是他“三年军长，四次辞呈”的痛苦根源。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新四军前景不明。
正此时，叶挺的妻子途经香港造访李济深，后者关心地询问叶挺“为什么不出来”，而后叶挺专门致信给李济深答道：“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
受命于败兵之际
1940年11月中旬，党中央任命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可谓委以重任。遗憾的是，叶挺尚未就任，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作战部队9000余人，奉蒋介石之命北移。寒冬腊月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出师不利的凶兆。大队人马在泥泞的山路上盘桓，从云岭到茂林这短短20公里路，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战士们非常疲劳，衣服全湿，又不得不在茂林原地休整一天。
6日拂晓，茂林东南的丕岭山脚下，新四军前锋老3团与国民党第40师交火，打响了皖南事变第一枪。
就在顽军即将合围的关键时刻，叶挺主张不惜代价攻克星潭，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新四军领导层为是否攻打星潭，竟然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
讨论中，叶挺对项英等人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
项英则亮出自己的底牌。他不愿硬碰硬打星潭，而主张大兵团向后转，绕到西南和敌人“捉迷藏”。
显然，这是把游击战术照搬到大兵团作战上了。叶项二人的分歧，不仅与当时扑朔迷离的局势有关，也与两人既往在沙场上的作战经验有关。
项英没意识到，部队照此执行便犯了兵家大忌，不但令新四军士气大受打击，政治上更是陷入被动。其后数日，新四军与国民党的7个师8万余人血战泾川，却再也打不出茂林这块弹丸之地。
9日，部队被困大山中，项英阵前带着新四军重要干部及随从人员，不告而别，真的钻进山沟打游击去了。叶挺则于败军之际，担起了指挥重任。
10日拂晓，军指挥所退到茂林石井坑，9000余人的队伍已被打散，叶挺身边仅剩20余人。
所谓坑，就是山沟，60余年后的石井坑仍是当时风貌。记者现场观察，这里被大山四面包围，地形如同一个葫芦瓢，仅在东西长600米、南北宽1000米的洼地里分布着百十户人家。即便不懂军事，也能看出这是一块绝地。
此地明明不可久留，但已经连续战斗了4天的叶挺疲劳至极，钻进一间屋就睡着了。军部想找些战士在屋外守卫，却遍寻不得。后来，路上陆续来了些零星部队，军部即传令叫他们站岗，谁知战士们一站在那里就睡着了。
“我没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紧急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沉着。”刘伯承曾经如此评价叶挺，但即便沉着如叶挺，此刻也真是弹尽援绝，无法可想。
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钱俊瑞回忆，清晨，叶挺一人走到窗口，望见后边山坡上有两个自己的战士横躺着酣睡，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他回到桌旁，手草一电稿，请延安转发蒋介石，呼吁蒋看在抗日大义上迅速解围。
同时叶挺还草一电，托延安设法转其夫人。电文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
他一面起草，一面啜泣。钱俊瑞形容当时情景“可谓惨绝”。
交代完后事，叶挺已无牵挂。他说：“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不阵亡就要做俘虏，到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打电报给中央，告诉我们完了。”
这封“完了”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不幸的是，党中央并未及时收到这些重要的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