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吓退十万兵
三大战役打得这么顺利，我党隐蔽战线的功劳不小。辽沈战役中，党中央在西柏坡遇险，也是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化险为夷的。这出现代“空城计”不摇羽扇，不抚瑶琴，靠的是新华社的一篇电文。
为了挽救辽沈战役败局，蒋介石亲赴北平，与傅作义想出了个“穿心战术”，准备偷袭西柏坡。不过，就在傅作义密令发出的当晚，《盖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就在饭局上从老乡嘴里套出了这一阴谋。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从河北泊镇向党中央发来特急电报：10月28日拂晓开始行动，敌人10万机械化装备的部队正向保定集结，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务必做好准备，以防不测。
此时，中央机关以及机要文书档案、中央保育院、幼儿园等，都刚刚从延安搬来，西柏坡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共不过1000人。杨尚昆回忆，当时西柏坡周围的机关已经开始向深山里疏散，但毛泽东就是不走。
10月26日晚，毛泽东忙完手头的工作后，自言自语：“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身边工作人员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如何给傅作义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后来收录在《毛泽东文选》（第5卷）里。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中，把傅作义的偷袭计划抖搂得干干净净，甚至连参战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方案、任务等都说得清清楚楚。并评论说，解放军已经紧急动员一切力量，要全歼偷袭之敌。
这篇评论由新华社向全国公开播发，并在解放区各报公开刊登。蒋介石、傅作义自然大吃一惊，他们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急令部队撤回北平。直到11月3日，他们才搞清，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并无重兵守卫。据说，蒋介石后悔莫及，有部下建议他再杀个回马枪，蒋介石长叹一声说：“晚了，这次共匪可是真有准备了。”
不要冲昏了头脑
三大战役打得轰轰烈烈，但西柏坡却安静得很，没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更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当蒋介石在各战场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时，毛泽东却漫步在田间小径上，他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不能胜利，而是敢不敢胜利。
俄语翻译师哲不解其意地问：既然能胜利，怎么会还不敢胜利呢？
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中共七大以来，共产党人已经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城市。但是，形势逆转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正如刘少奇所担心的，如何治理国家确实是一道难题。
石家庄是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但部队、民兵、民夫和后方机关入城后便各自为政，出现了哄抢物资、搬拆机器的现象，致使石家庄的工业生产受到了破坏。
刘少奇看到《新石门日报》上连篇累牍刊登贫民游斗工商业者的报道后，立即做出了严厉批评：将这种错误登上头版头条是错上加错。随后，他又派陈用文到石家庄纠错，陈用文临行前，刘少奇亲自接见，头一句话就是“石家庄永远是我们的了，一切工作都要长期打算，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批国民党士兵接受改编，解放军内部甚至出现了打骂群众和地方干部等错误行为。这些都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警觉。他说：“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决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对此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早在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了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记述了李自成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仅20多天，即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便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根据会议发言形成的《学习和时局》一文是这样陈述的：
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达武汉，一些同志骄傲了，忘记了国民党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打了一次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了，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自以为了不得，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结果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这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就会犯路线、政策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
然而，与此同时，国统区则正在以《中央日报》为首，对同一篇文章发起“围剿”，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影射当局”，为此不惜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
如果用这件事情来审视角力的国共双方，一方虚怀若谷、不断自省，另一方则掩耳盗铃、盲目自大，实则胜负已分。
次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时，又意味深长地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近四年，黄炎培提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毛泽东面前。眼前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胜利都要大得多，毛泽东还没进城，就估计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