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首日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随代表团前去采访的中国记者李慎之、张彦这样描述开幕式上代表们济济一堂的盛况：
戴着绣花小帽，用整幅彩色绸缎裹在身上的是利比里亚人或者黄金海岸人。戴着纱帽，穿着马褂的是缅甸人。用金箍罩住白纱头巾，披着黑纱长袍的是沙特阿拉伯人。穿着薄纱绣花衬衣，结着小领结的是菲律宾人。裹着厚厚的紫色毛布长袍，插着腰刀的是也门人。一样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帽子是红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帽子是黑的，埃及人的帽子是白边红心的。一样是带着高领的制服，扣子少而比较短的是中国人，扣子多而长到膝盖的是印度人……
大会主持人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开宗明义说，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探讨亚非国家在现今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能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做什么贡献。
随后，埃塞俄比亚、日本、老挝等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围绕着促进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义的主题展开。会场上充满着和谐、融合的友好气氛。
就在第一天大会行将结束时，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第一个向“共产主义”开炮了。
贾马利一上台就火药味十足地把“老式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并称为扰乱世界和平的三股势力。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各民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贾马利的发言一扫此前的友好气氛。随后发言的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代表都沿着他的思路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们大都谈得很抽象，并没有直指中国，但指向已然很明确。
当泰国的旺亲王发言时，他索性戳破了这层窗户纸，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他提到的令泰国担忧的三件事中，两件与中国有关。第一是中国云南省组织傣族人的活动，直接“威胁”到接壤的泰国；第二是在泰国三百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几番发言过后，亚非会议的方向似乎发生变化。本是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会议，突然变成了反共会议。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接连向中国发难的国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幕后黑手。
1954年12月31日，茂物会议结束两天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美国驻亚非有关国家的大使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尽快了解参加亚非会议各国的态度；有没有可能劝说他们不要参加亚非会议；如果参加，有没有可能指望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问题上相互配合。
在杜勒斯看来，如果共产党国家成功地在亚非各国间建立一个排除美国的集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认为，有着庞大人口的中印两国将会主宰局势，这个局面的副产品就是在联合国出现一个牢固的反西方投票集团。而更令他担心的是，亚非国家中没有一个外交家能与周恩来相媲美，周恩来很可能通过他的个人魅力交到更多朋友，从而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新局面。这当然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考虑到英国对许多亚非国家有很大影响力，杜勒斯想请英国做说客，说服受邀国家不要出席亚非会议。谁知道这个一直跟美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好哥们儿，这次却拒绝了他。不仅如此，英国还劝美国说，反对亚非会议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消除顾虑，鼓励友好国家的精干代表去参加会议。杜勒斯一看指望不上英国，只好亲自出马对“友好国家”代表面授机宜。美国国务院在给各驻外使节的电文中指示说，进行这类接触时，尽量作口头交流，不要提供任何书面文件，以免泄露出去，带来麻烦。
后来作为菲律宾代表的菲驻美大使罗慕洛在与美国官员共进早餐后，表示将与泰国的旺亲王、巴基斯坦的阿里、土耳其代表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密切合作，进行“有益的工作”。
美国在会前下的这番苦功夫没有白费。会议第一天，这个小团体就向“共产主义”开火了。
“不是来吵架的”
18日下午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的发言后，会场上的气氛便紧张起来，许多人担心亚非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而坐在会场上的周恩来却安之若素，即便听到对中国的无理攻击也不动声色。
19日中午，面对越来越高的反共声浪，原本不打算发言的周恩来决定，要在下午的会上做一个补充发言。
翻译浦寿昌回忆说：“总理在会场上就起草了一个两千字的详细提纲。上午散会后，总理回到别墅就对我说：浦寿昌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于是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考虑到要赶快翻译出来，我就用比较小的纸记录，我写完一张，就撕给翻译一张，让翻译抓紧时间翻。等到我们搞完，赶紧吃了午饭，下午的会议就快开始了。”
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篇洋洋洒洒2500多字的发言稿就写成了。浦寿昌感叹：“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
19日下午，万隆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在场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报道中写道：“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水顺着流下来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噩兆，殊不知噩兆无灵，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袭灰布中山装的周恩来走上讲台，开腔第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声震四座，使得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会场气氛，陡然一变。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随后，周恩来谈到意识形态、宗教和颠覆活动三个具体问题。他说，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关于宗教信仰问题，他坦言：“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
对于双重国籍问题和傣族自治区问题，周恩来说：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四千多万的几十种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准备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而现在的颠覆活动都是针对中国，不是中国干的。最后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一席话过后，会场上楼上楼下、来宾席、记者席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印度总理尼赫鲁情不自禁地走上讲坛，拥抱周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就连刚刚含沙射影地针对中国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表示：“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提到周恩来的演说时，评价道：“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周恩来的演讲虽然受到了各方的一致好评，但在随后几天的闭门会议中，破坏和平的逆流并未就此平息。
4月21日上午，就在各国代表团会议进行中，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离开会场。11时，他在下榻的别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位几个月前还说“不知台湾在哪里”的总理，此时俨然成了一个台湾问题专家，大谈特谈起台湾问题来。
他说：“台湾为何要属于任何政府？它为什么不应该属于台湾人他们自己……我认为符合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惟一看法是台湾应该属于台湾人，并且作为我们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其实，科特拉瓦拉早就憋着在亚非会议上抛出台湾问题了。就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他便想请泰国、菲律宾、中国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一起午餐，专门谈台湾海峡的局势。可当时，有人还没有到万隆，有人刚到正在忙着收拾行李，谁也没工夫赴他的约。因此，这顿午餐只好推迟。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的日程安排得更加紧张，科特拉瓦拉的牛排似乎永远也吃不成了。21日中午，不甘寂寞的科特拉瓦拉索性自己找来记者，发表了这番荒谬的演说。
在记者招待会上，科特拉瓦拉还把矛头直指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科特拉瓦拉的演说像一记哑炮，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可他不死心。当天下午六点半，就在会议行将结束时，他又抛出所谓“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论调，指责“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苏联及其在中东欧的“卫星国”就是例证。
科特拉瓦拉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哗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忆，起初科特拉瓦拉先给他递了一张纸条，要求发言谈谈殖民主义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当然不能阻止，可科特拉瓦拉上台后却高着嗓门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国家。“在这之前，代表团团长们在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比较克制，使用的是外交语言。”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写道。
对于科特拉瓦拉的演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非常担忧，怕会议因此而产生骚乱，并最终失败。此时，周恩来也很气愤，但他并没有当场反驳科特拉瓦拉，而是要求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给他答辩的机会。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记得，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对他说，锡兰总理讲话的意图还不清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建议周恩来直接问科特拉瓦拉。当周恩来通过翻译询问科特拉瓦拉此番用意时，他答道：“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出我的心里话！同时，我也不提出什么动议或决议。”
听了科特拉瓦拉的回答，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松了一口气。为了表示善意，科特拉瓦拉还跟周恩来握了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
虽然科特拉瓦拉主动跟周恩来握了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与会代表都明白，对抗还是和解，完全取决于周恩来第二天的发言。
第二天，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他大外交家的风采。他语气和缓地说，没有必要在会议上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有人愿意讨论，他随时愿意在会外与他交换意见。
他接着说：“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提出一种新定义或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
这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也站出来支持周恩来。他说，坦率地把分歧公开说出来并不是坏事，但东欧国家不能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不能在冷战中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应当把我们的分量加到维护和平上去。”
周恩来巧妙地把偏离的会议方向重新引回维护和平的轨道上来。不过，台湾问题显然还是与会各国非常关心的话题。此时，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中国又明确表示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问题的权利。东南亚国家都担心，台湾问题一旦激化，战火重起，首先吃“瓜落儿”的就会是他们这些周边国家。
4月23日中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设宴邀请周恩来、尼赫鲁、科特拉瓦拉、吴努等八国总理。席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与周恩来谈起台湾问题。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需要别国干预。因为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坐下来进行谈判，以缓和现在存在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一听周恩来表示愿意坐下来跟美国谈判，非常高兴。当即询问能否公开发表声明，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欣然同意。当晚，周恩来向《独立报》和《观察家报》发表声明：
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和缓的态度赢得了赞誉，就连一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抱谨慎态度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都赞扬周恩来为人真诚，心地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