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风云
周恩来不但随时影响着会场内的方向，在会场外也同样施展着高超的外交才能。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场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活动，就是与印尼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无论在海外定居多少年，繁衍多少代，只要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就当然享有中国国籍。1909年清政府首次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中，也沿用的是这套血统思维。条例规定，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无论是否在中国出生，都属中国国籍。因此，侨居海外的华侨全都拥有中国国籍。
而按照1910年荷兰殖民者颁布的《荷属东印度籍民条例》规定，凡生于荷属东印度（印尼独立之前的称呼）的人都享有荷兰国籍。这样一来，出生在印尼的华侨子女便有了双重国籍。这一情况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一两千万之众，其中绝大部分在东南亚各国，仅印尼就有300多万华侨。
二战前，东南亚各国大多是殖民地，再加上多年兵荒马乱，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没那么突出。可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怎样处理拥有双重国籍的几百万华侨的法律地位，成为各国关心的问题。
华侨们有自己的社团，自己的店铺，自己的学校，固守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国籍。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认为，华侨对于他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冷战思维下的西方，也经常用华侨来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当时有的报刊公然说：“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华侨是潜在的北京第五纵队”。封闭爱国华侨的报馆、社团和学校的现象，也屡有发生。反华、排华运动严重威胁着海外华侨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955年4月，经过5个多月的谈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终于成形。周恩来决定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尼举行签字仪式，同时，也给其他同样有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吃一颗定心丸。1955年4月22日清晨8时，周恩来以中国外长的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约举行了签字仪式。
解决双重国籍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本人意愿，自愿选择是保留中国国籍还是保留所在国国籍。知道中国人自古乡土观念重，为了打开华侨们的心结，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特意让黄镇把印尼的侨领召集到大使馆，亲自向他们说明双重国籍问题。他说：
有些侨胞可能会担心，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侨就看不起他了，说他忘掉祖国了。不，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赞助和友好的态度。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我们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亲戚的国家嘛！哥哥是印度尼西亚国籍，弟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呀？有些人说，这样一家子分成了两个国籍，也不能来玩了。玩还是可以来玩，当朋友来玩。华侨总会，绍兴会馆，厦门、福建会馆，你可以作为印度尼西亚朋友，作为亲戚来玩。
周恩来真挚的讲话驱散了华侨们的顾虑，也消除了许多东南亚国家的疑虑。他们再一次看到中国是真心诚意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的。
和平宣言
1955年4月24日下午，亚非会议闭幕式就要举行了。进行了四五天的不公开会谈，能否拿出一个公报？各国记者都聚集在独立大厦等待消息。此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心里却没有底。
尽管周恩来以自己的坦诚与冷静化解了锡兰总理的发言，但亲西方的政治集团还不死心，还是死揪住反共的论调不放。面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代表更表示不懂“共处”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谈判时，由周恩来最早提出的。这一原则刚一提出就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强烈支持。在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尼赫鲁特意叮嘱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在协议中。在尼赫鲁看来，不论站在何种立场，都没有理由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万隆会议以来，这个本该是最广泛共识的原则，却屡屡遭到曲解和质疑。
听到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尼赫鲁终于爆发了，他顾不上使用外交辞令，走上台慷慨激昂地说，印度人既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边，也不同非共产党国家站在一边。我认为应当有一个“不结盟”的地区。亚非国家让自己成为任何一方的追随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屈辱。
听了这话，参加西方同盟的国家立刻坐不住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跳起来说，巴基斯坦是个主权国家，没有责任向任何国家解释自己的行为。
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不结盟”中立政策，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另一派则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本以团结为目的的大会，眼看就要成了冷战的前线。
就在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周恩来又一次登上了讲台。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道：“他那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大部分时间内控制自己，当他的神经稍受刺激之后，就以明星般的姿态上场。”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这次会议既然是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人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词儿，说是共产党的词儿，那么，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他说，如果有人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接着，他把各国代表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并采纳日本代表的建议命名为《和平宣言》。
鲍大可写道：“周恩来再次给会议带来了高潮，就像他先前在公开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表现得“既有灵活性，又不教条主义，以此来对与会代表发挥最大限度的个人影响。在这方面他干得十分成功。”
许多曾经对中国抱有成见的代表也感叹道：“他与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完全不同，这一定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国家，也是孔子的国家。”
4月24日下午5时，亚非会议关于经济与文化的文件草案都已完成，只有政治委员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闭幕式的时间一拖再拖。人们都在议论，万隆会议能否在政治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公报。
下午6时15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终于出炉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问或干涉他国内政”……这些条款虽然在措辞上有些许出入，但其实质都脱胎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全程采访了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后来感叹道：“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万隆会议使更多亚非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窗。
1955年8月1日,尼泊尔与中国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中国建交。 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1958年7月19日,柬埔寨与中国建交。1958年8月25日,伊拉克与中国建交。1958年12月20日,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建交……
万隆会议后的短短几年内，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至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
本报记者 黄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