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我说，舞蹈家是全部艺术家里面最伟大的，但是这个行业是一个乞丐的行业。我说你等着瞧吧——”
◆开场白
38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回到台湾创办了云门舞集，当时这个年轻人只有26岁，他的疑惑是台湾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现代舞剧团。30多年来，云门陆续为大家呈现了一系列获得世界各地观众由衷认可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和云门经历着巨大的艰辛与磨难，比如说云门曾经因各种困境而停办三年，2008年排练场遭大火，所有的道具和戏服付之一炬。就是这个以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命名的云门舞集，用38年时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探索着一条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道路，不断思考表达着属于华人自己的身体语言——有请非常令人敬佩的林怀民老师。
■题目：流浪者之歌——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
■地点：时尚廊书吧
■主讲人：林怀民。声誉卓著的台湾编舞家，云门舞集艺术总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973年创办“云门舞集”，是华语世界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在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各地的演出屡屡造成轰动，代表作品有《薪传》、《九歌》、《流浪者之歌》、《水月》、《竹梦》、《行草》等。
◆主讲
■我初入社会，就这样的好评如潮，而我觉得自己非常苦闷，一个星期可以干掉三瓶烧酒
真的把我吓一跳，有这么多人来。我的书在大陆有两本，一本是《跟云门去流浪》，讲云门到欧洲的旅行。而这本新的《高处眼亮》，我说出来特别的尴尬，因为这些都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一些东西。我本来是写小说的人，我最后一本小说是在我21岁的时候匆匆写完，后来不小心去跳舞。真的是不小心，如果我年纪大一点，我想清楚就不敢走这条路。
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舞蹈家是全部艺术家里面最伟大的，因为他用的是他的身体，但是这个行业是一个乞丐的行业。我那时候完全不懂，我说你等着瞧吧。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因为“文革”吧，“文革”从遥远的距离看过来的话非常的美，年轻人出头，为人民服务嘛。“文革”就字面的意义而言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整个60年代，全世界年轻人都这么觉得，有一点像最近开罗的那些年轻人一样。
1973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来做环保，我是抽烟的人，台湾有个基金会是倡导戒烟的，基金会那个人找我，我也去了。可是命运是这样注定，我回家的第二天、第三天，三毛，还有电影界的几个导演，几个音乐家来找我，还有舞蹈的老师，他们说我们来合作。我说我学的舞只有一点点，我在美国上的舞蹈课大概有一百堂左右吧。他们说可以，我们可以来合作。我说我不行。那个舞蹈老师就去告诉大学的系主任，让我去教课，我去看了看，好像可以教一点什么，就糊里糊涂的。然后他们要表演，我说好，我说台湾应该有自己的舞团。我是多么的聪明，觉得两年后就可以移交过去。
演出之后非常轰动，第一次演出在台北市卖掉3000多张票。我完全吓坏了，开始想糟糕了，我这下开始学编舞了。云门是这样来的，很多人成立舞团是因为他编了舞。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精神崩溃，因为很累，我初入社会，就这样的好评如潮，报纸天天夸，我天天在家里喝酒表演给自己看，觉得自己非常的苦闷，我一个星期可以干掉三瓶烧酒。到最后，我很久没有去上课。
我教舞者要接受磨练，要有信心——现在回过头来，让我灰心丧气。排练是一个差不多12平的地方，晚上舞者就在那里打地铺。当我不在时他们应急地教课，同时也跟一位老师学京剧。一个多风的晚上，我在街上徘徊，决定去探访他们，空空的练舞场里面，两个女孩子对着镜子练习臂腕动作。我站了一会儿，脱下鞋子开始为他们上课，教着教着我发现自己兴奋起来，下课以后舞者习惯地趴在地板上喘息，我要离去的时候他们坐起来，静静地说，老师谢谢你。
我冲下楼，在无人的黑巷里头狂奔。第二天林怀民“改邪归正”了。
大家觉得云门等于林怀民。不是的，没有舞者就没有云门，他们对于舞蹈是那种纯真的挚爱。在那个年代，台湾不像大陆从50年代就有芭蕾舞团等等，台湾基本上就是舞蹈社，业余的。一直到我成名之后，我们排练场楼下的那个杂货店老板看到我，那个样子就是看不起，舞蹈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行当。所以第一代的舞者，很多家里面都反对。他们是叛家地来，住到排练场去，有的根本没有饭吃，一样地练。那时候我在政治大学当老师，把薪水拿出来用。没有舞者就没有云门，你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干，他们的钱大概就是一个女工的钱，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的。
■观众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的时候，给予最大的鼓励，走到哪里都有人喊加油
事实上一个舞团不能自绝于社会之外，社会给云门一开始很大的掌声，现在想想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在干吗，因为我那时候编的舞一定很难看，我今天去考云门的话，绝对会被刷下来的，不只是个子太矮腿太短，而且是没有技术。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也不想为什么，就想干，干得更好。那时候觉得台湾要有更好的舞团，就这样想着，而且这样做过来，一直到今天为止。
而老百姓，我们的观众，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的时候，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各式各样的观众，1980年美国公演归来的云门，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200万，我们决定出去做点事，给自己一点鼓励，那年春天我们到低收入地区做免费演出。两台戏在雨中进行，观众自始至终不肯离去，每演完一支舞，工作人员立刻上台抹地板，而舞者在滑倒之后笑嘻嘻地起来继续舞下去。戏散后观众把椅子送回教室，闹哄哄中一位矮胖的妇人说，一直在报上看到你们打拼的消息，可是我晚上走不开，不能去看你们演出，今天你们到我们的社区来，说什么我都要把杂货店关掉来给你们加油。她掏出三千块钱，说我看你们都太瘦了，她把钱塞给我，用双手抓住我的手。
云门在2008年失火之后，两个月里面5000个企业和个人主动捐钱过来，也包括小朋友捐100块钱。那阵子走到哪里都有人给你喊加油，最绝的一次是我在路上走，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戴着黑眼镜，突然停下来，说你是林老师？我说是啊。他说加油！
这是台湾对云门的支持。我们只能很高兴地说，当初只想做一个小小的舞，到乡下去，到社区去，到学校去演出，38年之后，我们果然还在做这个事，而且越做越大。像云门有两个团，二团除了正式的公演之外，一年里从城里面开三小时车到原住民的地方，或者到学校去演出，在学校一住两个星期，三百个学生都要争取报名；或者我们到一个县里面三两个星期，可能会为四万人跳舞，是那种很大的户外公演。而一团除了在世界跑来跑去之外，例行在台湾做大型的户外公演，有国泰机构支持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每一场观众大概四五万。
去年我们把户外公演带到了杭州的西湖边，在雷峰塔的附近演出《白蛇传》，我们训练了很多年轻的义工朋友，结果一场一万人，演了两场，万人散去之后没有一张纸屑。而且演出的时候没有人拍照的，因为一拍照我就停，就不演了。停了一次，再也没有了。杭州的朋友到今天还在谈这个事情，杭州人觉得自己好骄傲。
■对我影响最大的长辈是俞大纲先生，三十年来社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俞老师留下来的那个洞仿佛越来越大
我一辈子非常幸运，一路都有长辈们来支持我、鼓励我。从14岁开始写小说，台北的那些编辑就给我写信鼓励我，或者给我改文章。像白先勇先生这一拨人，大我十来岁，是我的老大哥，都非常爱护我。而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俞大纲先生，我要花一点时间念一念《高处眼亮》里面最后一段——馆前路40号，怀念俞大纲先生（编者注：俞大纲先生曾执教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精研戏曲及古代文学。以下楷体字为书中内容，本版有删节）。
俞老师心脏病发作，倒在新公园门口，一个计程车司机将他扶上车，未到台大医院老师已经往生。
这是我第一次面临亲长的过世，那年云门四岁，俞大纲先生是引我入门的人。1973年我在台湾做第一次的关于现代舞的演讲，年轻人挤满讲堂，一位老先生准时到，可是已经没座位了，自始至终在门口听，直觉告诉我那是俞先生，我心中发急，却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该打断演讲为他安排座位。回家以后我接到俞先生的电话，他从朋友那里找到我的电话，他鼓励我，说我讲得很好。同时他邀我和他与师母一起去听京剧，因为他“刚好多了一张票”，很长的一段时间俞老师总是“刚好多了一张票”。我因此也陪侍两位长辈，看了不少京剧。看熟了以后我自动自发地去。
俞先生让我接触京剧，在学习京剧的工作坊里面认识一些音乐家，然后开始主办云门。
在一次舞团的聚会里俞老师说他很喜欢“云门舞集”这个名字，除了历史意义之外，他还说“门”就像人的身体，庄严坚实，而“云”就是流转舞姿态之中万种风情的最佳写照。
所以俞老师鼓励我走上这条路，云门两岁演《白蛇传》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觉得头上都有光环了。
台湾的表演团体，在70年代、80年代只有一个字——苦。有时候我不免唉声叹气，有一天我又在钻牛角尖，老师说别叹气，你来，我讲庄子给你解闷。
第一堂《庄子》上了两小时，《逍遥游》只讲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老师旁征博引，听的人入神，笔记也没有办法记得周全，我就望着他傻笑。《庄子》之后是讲李义山，讲到《锦瑟》，老师让我们特别注意它的色彩和节奏。说起长安，老师顺手画出长安棋盘式的街道，带着我们一路走，一路指点宣武门、教坊、华清池，仿佛他昨天才从那里回来的。
俞老师逝世后，很久一段我的睡梦中仍然听到电话铃声，挣扎着想起来接电话。因为俞老师都不睡觉的，看了一场戏，他回来给你打电话讲两小时，对我们来讲就是上课。他几乎每天晚上打电话，轮流给不同的人打电话。
30年来社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大家努力，但是力量不断被抵消，很难累积，俞老师留下来的那个洞仿佛越来越大。
所以云门是这么多人一起努力做起来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我们经常讲五千年文化，可是五千年文化对我来讲我一点不感觉到光荣，因为这里面没有我一滴汗水，我凭什么感到光荣呢？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是，如何一起来重新延伸这个文化，重新界定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