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据说，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苏联专家走了，原子弹还是要造！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了钱三强的首要任务。这时，他首先想到了王淦昌。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回国时，曾安慰中国人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王淦昌的确是中国物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在1930年，他就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欧洲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在大师云集的柏林大学，王淦昌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上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盛行，王淦昌选择了回国。
1960年当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使王淦昌在苏联名声大噪。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淦昌成为中国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1961年3月，钱三强把刚刚回国的王淦昌约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开门见山地问王淦昌，愿不愿意领导研制原子弹。王淦昌沉吟了一下，坚定而深沉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本来给王淦昌三天考虑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九所报到来了。从此，王淦昌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老头。有人向王淦昌的老伴儿打听，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老伴儿幽默地说：“调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王淦昌的一个信箱。
与王淦昌同时被请到九所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1938年留学英国，师从于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彭桓武的同门师兄。1947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回国执教，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量子力学的课程。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后来这些在中国原子物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虽然才高八斗，却不拘小节。他一直不知道，为了保举他研究原子弹，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了担保的。
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力学方面的带头人却还没有人选。钱三强对力学领域的专家不太熟。他便去找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商量。钱学森一听，爽快地说：“我去！”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回国前，他曾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当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拍着桌子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在长岛软禁了他5年之久。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
由钱学森担纲原子弹的力学研究当然求之不得，但钱三强知道，当时钱学森正一门心思扑在第一颗国产导弹——东风-2号上。
1960年苏联的毁约也影响到了导弹的研制。当时苏联已经把导弹样品运到了中国，但一无参数，二无理论，一切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0年11月，短程弹道导弹“1059”成功发射。此时，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根本无法兼顾。于是，他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
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资料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请科学家们吃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新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要研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另一方面却要忍受最原始的饥饿的折磨。
长时间吃不饱，九所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只手拎着鞋上班。
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来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虽说吃不饱，但在北京的日子还算能凑合。身处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职工，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粮食只够吃七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百公里。更何况酒泉厂所在的甘肃省正是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儿有粮食接济他们呢！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酒泉厂拉来一列车土豆。
包头的核元件厂同样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包头副市长把厂长张诚找去说，仓库里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赶紧派人领走吧！不然真保证不了你们吃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知道核元件厂粮食困难，当即表态，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问题，当即拍板为核元件厂调来40头奶牛、500只羊和500口猪。
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
来医院看望聂荣臻的陈毅听说了，风趣地说：“你这是搞‘募捐’啊！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都靠他们。”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了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是什么活动呀？
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