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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3)

2011年06月07日 09:29 来源:北京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铀—235有了

  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铀。

  1964年1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杰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通过非常复杂的抽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90%以上的铀—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钚—239就行了。”

  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承书。

  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承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她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大的信任与挑战!

  “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王承书曾这样说。

  这份不易,不是三言五语能道尽的。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她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有一次,邓小平到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啰!”王承书笑着点头。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后,一个一个地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后再教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所用的方案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十个月后,当美国军情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时任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回忆:在向中央报告时,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原子弹代号叫邱(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

  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

  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面向爆心。

  9、8、7、6、5、4、3、2、1……蘑菇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

  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异常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

  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欢声雷动。

  1971年,杨振宁访华见到了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当时,美国盛传中国的原子弹是由在华的美国科学家寒春帮助造的。杨振宁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出于组织纪律,邓稼先没有对老朋友说明自己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元勋之一。他含蓄地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在杨振宁即将返回美国的饯行宴上,他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满眶,不得不中途离席,在洗手间里掩面大哭。

  有弹也有枪

  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极力贬低这件事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当天的声明中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还有的西方媒体嘲笑中国,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是有弹无枪。

  一颗安装在塔台上的原子弹,怎么去攻击敌人?其实,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国就把两弹结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回,刚刚领衔成功发射东方—2号导弹的钱学森,成为“两弹结合”的总负责。1964年10月10日,在国防科工委的大楼里,钱学森向聂荣臻报告了“两弹结合”的初步方案。会后,聂荣臻握着钱学森的手说:“看来你又要忙一阵了!”

  科学家们把将原子弹装在导弹上比作一个“哆嗦汉”的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因为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哆嗦事。而原子弹却是个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的“娇小姐”。导弹、原子弹分属不同领域,此前两个系统分别研制,互不了解。如今“两弹”联姻还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听到这个比喻,张爱萍哈哈大笑说:“我就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我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美国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我们就要枪好弹好,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

  钱学森深知两弹“联姻”的困难。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他说,我们暂定3年“结婚”。

  两弹的科学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茫茫的戈壁滩上。谁都没想到,仅仅两年,两次冷实验都成功了,下一步就要正式发射核导弹了。

  此前,美国和苏联的核导弹试验都是从自己的国土上往海里打,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中央决定在罗布泊进行试验。

  最让周恩来揪心的不是两弹结合能不能成功,而是试验场周围的群众能不能安全疏散。甘肃柳园是核导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万居民。周恩来反复询问,导弹会不会落到柳园?尽管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多次计算证实,导弹落到柳园的概率仅为十万分之六,可在发射前,周总理还是指示,一定要把这5万居民撤出来。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A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离发射场894千米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高度爆炸。

  后来,周恩来说:“赫鲁晓夫说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多一点时间嘛。后来外国人说我们虽然搞出原子弹来了,但是没有运输工具,嘲笑我们有弹无枪!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至少要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现在才多长时间,两年不到,我们就要搞一个给他们看看,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

  此后,又是不到4年,中国再一次震惊了世界。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这颗重173公斤的人造卫星,用20兆赫的频率,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了寰宇。

  参考书目:《“596”秘史》、《钱三强传》、《钱学森传》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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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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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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