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源:比皖南事变早半年的"提示案"(3)

　　(三)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给蒋介石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全国抗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国共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向磨擦为主。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重要时期。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同英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牵制日本南进，英美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开放滇缅路等)，这对国民党亲英美派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刺激，更增强了其完全依靠英美抗日的幻想。蒋介石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他在给各战区将领的手令中分析说：“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认为日美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将不足为虑。他也把英美对中国的援助作为其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军事投机的资本。为了获取美英援助，蒋介石拒绝了胡适等人召回驻德、意大使的建议，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态度”，以此作为与英美讨价还价的砝码。同时他又指使钱永铭以张群的名义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重开谈判。在给英美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后，10月中旬蒋介石分别约见了英美驻华大使，要求英美放弃视中国为殖民地之成见，然后才谈合作的事。蒋威胁说，如果英美不能意识到中国陆军在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不肯放弃成见的话，中国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独立推进其“国策”。蒋的“国策”就是与日本妥协，停止抗战。若如此，日本可“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敌国，而竭其人力物力实行南进政策”。蒋当时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为中国抗战寻求较好的外部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蒋同时将矛头对准与其共同抗日的中共，是完全不顾抗日大局，中共对此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蒋说，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在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但如果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蒋警告说：如果国民政府垮台，“不惟日本独霸东亚为可虑，而共党起而为患，则于远东将来之影响亦甚足忧也”。此后，蒋介石就利用这一有利国际形势，认为制造磨擦趁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既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又可取得日本的默认。遂停止了6月以来的国共谈判，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目标是压迫和削弱八路军和江北新四军，消灭江南新四军，至少要将其全部赶进日军重兵集结、“扫荡”最频繁的华北地区，借日军之手消灭之。绝不是有的学者所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有点是非不分。10月19日，国民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并将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中共武装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第21集团军5万人向皖东进攻，企图配合日军实行夹击，消灭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但表明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仍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