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源:比皖南事变早半年的"提示案"(4)

　　(四)曹甸战役只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导火线。有的学者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这是因果倒置。“提示案”提出后，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东北军第120师霍守义部已进抵苏北，桂军第138师也过淮南铁路。面对国民党军各路步步进逼，特别是霍部如与韩德勤会合，则对苏北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面对如此危局，打韩德勤部是苏北新四军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明确要求部队只打曹甸，不打韩德勤盘踞的兴化，意在团结韩德勤继续抗日。苏北新四军这种做法有理、有利、有节，是应该被今人所理解的。当时蒋介石调动军队，企图将新四军全部压到长江以南，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先“剿”灭新四军。而中共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结果新四军江北部队是越“剿”越多，不但没有被压迫南下，其苏南主力反而北上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不但没有被割断，反而联系得更紧了。对新四军江北部队，蒋介石重兵压境，但一下子又难以得逞，只好选择势孤力单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首先“剿”灭的对象。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的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担任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命令已在皖南的第52、第108、第144师及新编第7师第2旅“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军监视守备，抽出主力准备对新四军作战”，又从苏南、浙东、赣东抽出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第40、第79、第146师开进皖南，密令李品仙：“唯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第48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企图在长江两岸南北配合、东西夹击，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他们为开脱罪责，事先制造反动舆论，散布谣言：“新四军北移是假，准备要实行三山计划是真”；“假如现在竟有一个军队不服从统帅的命令”，“那就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为麻痹新四军，他们还经常发电报给新四军“嘉勉鼓励”，假惺惺答应催请经费粮秣，还故意让新四军先行的勤杂人员和部分物资安然东移北渡。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省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进“剿”部署：以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东侧的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第144师和新编第7师第2旅为左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南侧和西侧的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之间，阻止新四军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第63师、独立第33旅等部署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皖南与苏南的联系，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和苏南部队西援。又指定第146师等二线部队，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便追“剿”与应援。此部署极其周密，部队距指定部署位置都不远，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临时的计划，而是长期精心运筹谋划的结果。企图很明显，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其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江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江南部队一举歼灭在沿江两岸。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制造皖南事变，只是其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不想在其他地方也制造大的事变，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才未得逞。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从来没有对中共发善心，而是一直把它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而已，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以一个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