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清廷拥有组织严密、武装到牙齿的数十万新式军队,而革命党赤手空拳、筹款艰难。一次精心策划的起义,花费的资金动辄十几万、几十万,而起义的成功率,革命党自然心知肚明。于是,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担当起执行暗杀任务的刺客。
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暗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暗杀震慑了满清大员,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气魄更叫清廷上下胆寒。
——编者
康有为:派梁铁君暗杀慈禧
就在梁铁君被杀的那一天,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就感到要推行变法主张,非除去守旧大臣和慈禧太后不可。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谭嗣同就曾经计划请江湖义士干掉慈禧。谭嗣同就义后,康有为逃到香港,然后派梁铁君北上入京行刺慈禧。
梁铁君潜入北京后,设置联络机关、研制炸弹等,并为康有为搜集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康有为对皇帝和太后的饮食起居、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甚至连皇帝诊病的药方都开列齐全。他与康有为通信中多用暗语,以致章士钊认为第一信“大谈生意经”,第二信所谈炸弹,“将作何用,亦不可晓”。其实两信所谈的都是与暗杀太后有关的事项。
梁铁君被捕前一天,即1908年8月7日,仍有信给徐勤等人报告北京政情。梁铁君被捕后迅速被处决。
此时,正值清政府预备立宪,国内政治空气相对缓和,梁铁君于被捕之前不久,向康有为提出转变战略、放弃暗杀。就在梁铁君被杀的那一天,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这使梁启超看到了希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因此,康、梁在痛惜梁铁君就义的同时,又显得颇为平静,甚至感到兴奋和鼓舞。从此,康、梁彻底放弃了戊戌以来刺杀慈禧、光绪复辟、重返朝廷、实行变法的根本方针,全力投入立宪运动之中。
万福华:可惜未曾试枪
万福华被捕之时,仍高声历数王之春的卖国罪行
庚子之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赖着不走。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留日学生抗俄义勇队”,旋即被清政府解散。1903年,黄兴等人把这部分武装力量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成员近200人,进行方法有三:起义、暗杀、鼓吹,其骨干成员杨笃生等6人,在横滨发起成立了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从属机构,后世学者称之为“横滨暗杀团”。后来暗杀团吸收了张继、蔡元培、孙毓筠、刘师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活动范围除日本外,还有上海、北京等地,日常业务为试验炸药炸弹,以寻机谋刺清廷政要。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入会须拜祭黄帝,杀鸡饮血。
1902年,王之春任广西巡抚,主张以让出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结果激起国内拒法运动,王之春被迫辞职。他先是待罪京师,后避居上海。
刺客万福华,字绍武,合肥人,生于1865年,先人曾参加太平军,家境贫寒,自幼在中药店作学徒,他任侠敢为、扶危救困,曾单人手执短梃,喝退二百余无赖子弟,名震乡里。1904年,万福华来到上海,与章士钊等革命党人结交,并加入暗杀团。他曾云:“欧美革新,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
王之春与淮军名将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交情深厚,吴保初与革命党称兄道弟,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有来往。革命党就利用他的名义,邀请王之春赴宴,地点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金谷香菜馆。暗杀团拟定双保险方案:以陈自新为主,携章士钊新购之手枪,乔装为侍者,在餐馆楼上找机会下手;万福华等数人,埋伏于餐馆楼下,望风接应。
1904年11月19日晚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约,至二楼不见吴保初,正犹疑间,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笔谈。此人正是陈自新,他欲逼王之春写出证据,然后再杀他。王见笔谈内容,大起疑心,乃回身疾走下楼。
万福华与章士钊在楼下没听到枪声正在犹疑,忽见王之春跑下楼来,奔向马车。万福华拔出手枪,冲至王之春身前,抓住王之春的手臂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万分尴尬的是,他屡扣扳机,竟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为刘师培从张继处借来,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事先没有试枪,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手中枪的用法。一时间观者如云,万福华叫骂之声、王之春呼救之声与群众喧闹之声交织,引得巡警马上赶到,当即将万福华逮捕。万福华被捕之时,仍高声历数王之春的卖国罪行,引起周围一片叫好之声。章士钊、陈自新等则分头散去。
而接下来章士钊行事不严更是险些酿成大祸。次日,章士钊即通过关系赴巡捕房探望,捕房询问他的住址,他竟随口说出余庆里的门牌号,于是自己被捕不算,还连累黄兴、陈天华、张继、郭人漳等11人被按图索骥抓获。黄兴是朝廷要犯,好在当时用化名“李寿芝”,真实身份没有泄漏。郭人漳本是湘军将领,在上海人脉颇广,很快找到朋友泰兴知县龙璋出面保释,黄兴也冒充郭的文案师爷一同出狱。其余人等,除万福华被判10年徒刑外,均因证据不足获释。更危险的是捕房曾搜得一本党人名册,但捕房中有一位华人书记同情革命,将之谎报为日用账本而丢弃,遂无实证。如若不然,革命党必被一网打尽,而章士钊就是罪无可恕。
此次刺杀虽然惜败,却产生了轰动效应。先是蔡元培任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了万福华传;接着陈去病以此次刺杀为素材,写了《金谷香》剧本,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柳亚子等人则赋诗讴歌万福华。此次刺杀成了“苏报案”之后又一振聋发聩的壮举,直接激发了革命者杀身成仁的志气。
吴樾:轰击五大臣未果,被炸身亡
吴樾走后,陈独秀动情地书写了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出生于1878年,家境清贫,8岁丧母,随父就读,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后逐渐倾向革命。一天深夜,吴樾埋头书案,阅读《扬州十日记》,看到清军10天内屠杀人民80万人,拍案而起,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政府。
吴樾经人介绍找到革命党人中第一个学会自制炸弹的杨守仁,希望他能去保定,帮助自己建立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从此,吴樾经常同“北方暗杀团”的同志研究如何开展暗杀活动。他们分析:慈禧深处内宫,奕勖深居简出,唯有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所以他们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吴樾购买了一把日本产的小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的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早晚把他当作靶子练习瞄准。在北京,吴樾寄居桐城试馆,经常怀揣炸弹,寻找铁良。不巧的是,铁良曾在一次遇刺中几乎丧命,因而经常居家不出,而且防范甚严,以致无隙可乘,吴樾只好滞留京城。
1905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进行“预备立宪”,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这年6月,吴樾因父亲生病,回安徽探亲,途经芜湖,拜访了革命同志陈独秀。他们在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缜密地研究了吴樾的暗杀计划。在此之前,陈独秀曾应章士钊之邀,赴上海加入了由杨笃生发起成立的暗杀团,对暗杀有了一定的了解。陈独秀告诫吴樾道:“我一向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只是行动要小心。”吴樾说:“好在我没有妻子儿女,只有老父亲有些舍弃不下。这次我回桐城,上了一趟龙眠山老家的坟山。”吴樾走后,陈独秀动情地书写了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只是世事难料,陈独秀与吴樾的这次短暂相见,竟成为他们的永别。
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天刚亮吴樾就起身,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这里岗哨林立,警戒森严。吴樾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车站,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这时一个卫兵拦住他问:你是跟哪个大人的?吴樾回答是跟“泽爷”(即载泽)的。恰好这个卫兵是载泽的侍卫,顿生怀疑。又问:你是几时跟泽爷的?吴樾说:最近才跟的。边说边往里走,这个卫兵拦住了他说:且慢,待我问过泽爷。吴樾恐怕事情败露,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线,他正要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料列车已经发动,随着一阵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吴樾的脚下,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樾当场被炸身亡,盘问他的卫兵身受重伤,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腿,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徐锡麟大笑:“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徐锡麟1907年夏在安庆,曾于巡警学堂学生起义前发表演说:“我此来安民,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利禄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
此前一年,徐锡麟与秋瑾、吕公望话别,前往安庆就职,任警官会办。据《新案纪略》所载,其间徐锡麟种种行动被人看出破绽,遂向安徽巡抚恩铭告发,而恩铭自认为对徐锡麟有恩,居然不信,召徐锡麟开玩笑似地对他说:“人言汝为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徐锡麟镇定而坦然:“大帅明鉴。”
1907年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革命党人叶仰高,两江总督端方派员酷刑讯审,得知打入官场的革命党人名单,徐锡麟知事情紧迫,乃决计刺杀恩铭。7月6日,徐锡麟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仓促起义。晨八时左右,恩铭亲至学堂,正欲点名,徐锡麟呼曰:“今日革命党起事!”恩铭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徐锡麟旋即拔枪向恩铭射击。徐锡麟注重体育,武功高强,章太炎说他能日行二百里,但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徐锡麟眼睛高度近视。情急之下,他向恩铭连发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另外四枪分别打中左右腿,均非致命处。但恩铭因失血过多,延迟10小时后死去。刺杀恩铭后,徐锡麟率部分学生党人转往军械所,与清军激战至下午四时,终因寡不敌众被俘。
事发后,端方当即致电安徽清吏,决定将徐锡麟斩首之后剖腹剜心以祭恩铭。次日,徐锡麟在安徽抚院门外慷慨就义。徐锡麟受审讯的时候,桀骜不驯,席地而坐,巡警部左侍郎毓朗令徐下跪,徐说:“你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安徽按察使联裕称“仅受微伤”,徐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听到这话忽然领悟,大笑道:“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毓朗追问同党,徐锡麟朗声答曰:“革命党人多得很,唯安庆是我一人。”于是捉笔自书供词,怒斥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供词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审毕照相,徐锡麟笑道:“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当晚,徐锡麟被杀,终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