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包袱重，“北上”尚彷徨
台湾电影的本土文化风格，也影响到导演们来大陆拍电影。目前只有钮承泽、陈正道、朱延平等少数台湾导演“北上”，来北京拍摄商业片。“台湾导演要脱离本土文化，接受不熟悉的大陆商业文化，对他们来说，这个转变比较困难。”赵卫防认为。
与台湾导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电影人早已集体“北上”，忙于跟内地合拍商业片。香港导演罗启锐说，目前大陆市场最需要的是商业片，而香港拍商业片的经验比较成熟，香港导演跟内地电影公司也就一拍即合。他还解释，“香港人的弹性比较大，习惯了改变。但台湾导演的惯性和个性比较强，不容易改变。”侯孝贤也曾表示，台湾电影人的文化包袱太重，总是瞻前顾后，不像香港电影人那么务实，背上背包就能来内地发展。
“台湾导演确实比较文艺、书卷气，有些东西放不下，感觉电影一定要有人文关怀。”林书宇说，台湾导演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很深，甚至比大陆导演还要深，总希望电影要有点内涵。他来北京交流，发现很多大陆导演反而很实际，拍电影就是追求票房。所以，即便大陆市场很有诱惑力，但林书宇依然说：“我没有野心计划未来，也不会来北京开公司。”
至于那些已经“北上”的少数台湾导演，却必须做出自我调整。陈正道来大陆后跟小马奔腾合作拍了《幸福额度》，票房还不错。“尽可能在故事题材上，做到全世界都能看，价值观也比较普世，不受地方局限。”陈正道说，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肯定有妥协，要与大陆环境“接气”。
而来大陆拍商业娱乐片数量最多的台湾导演当属朱延平。他先后拍过《大灌篮》、《刺陵》、《大笑江湖》，这些电影都赚得不少票房，却无一不在大陆观众心目中留下了“烂片”的名声。这或许可以说，“北上”的朱延平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初在台湾拍喜剧片的特色。
记者手记
不容小觑的小片导演
这两年台湾电影绝处逢生，造就了一股新气象，不啻华语电影绽放的一朵奇葩，也无形之中给大陆电影带来影响。但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仍是未知数。正如林书宇所言，可能在新意和原创性上，会给大陆电影一些启发，会让更多的小成本电影看到希望。但他也悲观地表示，或许在大陆那些大导演眼里，自己这批人就是一群拍小片的导演，根本不会对大局产生丝毫影响。
但这批台湾年轻导演的确是一批不容小觑的“小片导演”，他们展现的创新和传承能力值得大陆电影人深思。台湾电影一直以来的人文写实、青春成长和本土文化三大母题，在这些年轻导演的作品中都得到了突出表现。他们的电影表面上是对上一代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反叛，注重商业观赏性，从而把台湾观众重新拉回影院。但在骨子里，他们并没有丢掉自身的传统，而是创造性地继承了台湾电影的核心母题。
台湾电影向来看重人文内涵，不要说此前的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4位艺术片大师，即便是如今的青年导演群体，所拍摄的商业片也不同于那种彻底的娱乐片。他们的电影总是带着文艺气息，节奏也并不快，在当下的华语电影中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电影照样赢得了观众和口碑，对于目前烂片层出不穷的大陆电影市场，无疑是一种警醒。低成本、接地气的影片，也照样有市场，并不需要一窝蜂去拍商业大片。
相对于大陆和香港导演，台湾导演似乎显得比较保守。香港导演扎堆“北上”，对华语电影的融合自是好事，但也带来不少弊病。他们急功近利的商业态度过于明显，疯狂复制自己过去的作品，结果也败坏了大陆电影在观众中的口碑。今年上映的多部古装大片就是典型代表，基本是由香港导演执导，但品质可谓一蟹不如一蟹。商业目的太赤裸，对艺术创作只能是一件坏事。
而大陆导演呢，一头扎进商业市场的怀抱，日益远离艺术性。即便曾经是艺术片导演，现在开口闭口之间也只有票房，好像患上了人格分裂症。自己缺少坚守的立场，却用时代的变化来给自己做借口。比如张艺谋可以轻易为市场华丽转身，而侯孝贤就不会这么做。大陆导演的这种急剧转变，说得好听一点是识时务，说的难听一点，就是随波逐流。
台湾导演相对保守的立场，反而有利于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台湾导演不同代际之间相互支持，也是大陆电影界所缺失的。近两年记者就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见过侯孝贤带领台湾年轻导演来北京交流，扶持后辈可谓不遗余力，积极促进两岸华语电影人的交流。李安在扬名国际之后，也曾推出“推手工程”，培养年轻导演。试问，大陆大导演谁曾有过如此举措？
惟其勇于创新，台湾电影才焕发生机，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惟其保守倾向，台湾电影才拥有清晰的传承。看似相反的两面，在台湾年轻导演那里，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也就留住了台湾电影的根与魂。
本报记者 周南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