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仲，既是“黾学学派”的创始人，又是“黾学”最好的践行者。他提出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包含有哲学、美学、书学、文学、诗词学和绘画学的完整而又科学的黾学学术体系，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学仲，诗、文、书、画四绝，著作等身。他不仅是一位诗文书画皆有建树的文化学者，还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的书画理论家、美学思想家。
他学养深厚、才华横溢；他淡泊名利、德艺双馨。从他的言行、著作、艺术创作上，处处体现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特殊使命感和崇高责任感。虽然他的部分绘画与理论还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但他已经为继承、发展、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入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台点将”栏目点之，是以为记。
王学仲，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藤县(今滕州市)，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天津大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广州美院及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
对本民族文化充满自信
李树森：您于上世纪70年代总结提出了三则治学主张，即：二言——欧风汉骨，东学西渐；四感——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并以“四我”精神为从艺知行合一的根本。这是您基于怎样的认识提出的？
王学仲：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日本筑波大学任教时，一位法国教授来访，当我问及他在日本最高兴的事时，他说：“最高兴的事是在一家日本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老子》。”这个普通事件显示了中国文化在国外的思想价值和独特魅力。
中国的《孙子兵法》在美国西点军校成为教科书，孔子被美国人推崇为十大世界名人，《论语》、《三国演义》在新加坡被作为企业经营与社会教育的方略。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在影响着世界。
炎黄二帝，奠定了中国文化文明的肇基。中国文化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虽在历史的长河中朝代有更迭，国体有分合，但中国文化嬗变分明，涵盖广大，维系数千年而不湮灭，这未尝不是世界文明史一大奇观。虽然中国历经长期的封建社会而重道轻器，导致了我们科学技术的相对滞后，甚至造成了近现代一个时期内国力的相对衰弱，但国力暂时衰弱，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华夏文化自信心的坚守。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以软着陆的方式进入中国。基于此，我们要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化，系列化的整理、弘扬和推广，这是时势所需。
弘扬推广，就是我讲的东学西渐。在欧风披靡之下，我们要有华夏汉文化强大的自信心和独立精神，还要有弘扬推广中华文化的远大抱负，这就是欧风汉骨。
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要有几根硬骨头把自己撑起来。艺术总是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艺术家要有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患难的精神。我们有责任在海内外大力传播，弘扬推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励民魂，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为全人类文化做出中华民族的一份贡献。
在外来文化面前，我们要做到不卑不亢，显示出我们泱泱文化大国的风采。
徐悲鸿：“诗书画三怪”
李树森：您曾受业于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容庚等前辈大家，被徐悲鸿先生誉为“诗书画三怪”，他曾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如今，您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家，请问这些前辈对您哪些方面影响最大？
王学仲：1942年，我考入北京的京华美术学院。除在课上学习外，我还经常喜欢到容庚、吴镜汀、黄宾虹等老师寓所登门求教。
吴镜汀先生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观摩他的作画过程，每周发给学生一张山水画稿，学生临摹后连同习作上交以换取新的画稿。
黄宾虹先生的画作，当时并不能为北方的画家和收藏家所认知，他很寂寞，但一直坚守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动摇。在落寞之中，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理论研究。他的艺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步为人所了解。黄宾虹先生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怎样融合中西艺术。
齐白石给我们授课时，已七八十岁。在当时沦陷的北京，他隐居遁世，门上贴着“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先生画案的笔池内养着活虾，水经常换，很清洁。1950年，齐白石九十高龄，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李可染老师去拜访他。他送我两幅画，其中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齐白石先生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是一个学无专师的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先生。
1949年1月，我在北平国立艺专有幸成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他对书法、国画的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的一些论见，如“文人画在产生时很有创造性”，“尽精微，致广大”等等，都很独到，他提倡个性与独创。
有一事对我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由于生病而辍学，甚至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想法。徐悲鸿先生指示工作人员多次给我汇钱，用于治病和继续上学，他亲笔写信说：“病症静养可愈，须具信心，多食葱蒜并节思虑，自易恢复。愈后仍需来院学习，以竟前功，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鼓励勇气以奏肤功，望弟自爱。”
我已八十六岁，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诲犹历历在目，他们的治学精神，优秀品格，影响了我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