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筚路蓝缕、开基立业。
今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正好是天干地支一个“甲子”的轮回。6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刚刚脱离了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60年后，中国已作为一个经济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6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只是沧海一粟，新中国60年的发展，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
饮水思源，我们十分怀念为新中国作出奠基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新中国的历史性巨变究竟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生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本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实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问题，从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通过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总结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紧接着，又开始为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而奋斗。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前后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普遍出现的互助合作积极性，及时对党的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进行重大调整，并果断放弃了原先的“一举过渡”和实行国有化的构想，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而奋斗，第二步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中早已确定的两大奋斗目标。问题在于，在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1949年开国之际，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方向正式写入《共同纲领》。这是因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工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当时认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对于过渡的方式，当时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认为要在条件成熟之时一举实行国有化。
形势发展得出人预料。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国营经济力量得到加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党的认识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经过半年多的充分酝酿准备，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充分吸收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情况的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的科学论断。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过渡环节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1953年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武汉、南京、上海调查了解“五反”运动后私营工业的情况。行前，李维汉和工作组的成员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建国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呈现出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5月27日，李维汉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报告了他们的这些发现，并将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李维汉在信中说，对私营工业“需要逐步地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有利于向着社会主义过渡，这里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的一个主要环子”。[3]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还专门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4]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李维汉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一步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成败的重大问题。7月，毛泽东写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语，肯定“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2]（p.282）。7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2]（p.289）9月7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p.291）他还亲自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教育“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2]（p.488），把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单是因为它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智慧，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赎买政策”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