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总结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并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教训。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5]（p.214）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9]（p.133）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专章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他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5]（p.241）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谈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这些都是对《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重轻农关系特别是农业重要地位论述的重要补充。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的次序稳步发展的思路，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通过这些论述，毛泽东还形成了提倡按照辩证法办事、“两条腿走路”、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教训中深化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9]（p.80）
第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对我们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初步的总体构想。
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要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现代化建设上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思想遗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就是从这里发端起步的。
毛泽东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44）
关于我们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目标，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13]
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持党的活力的问题，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5]（p.291）
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五四运动高呼“民主”、“科学”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者，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时28年之久，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创建，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打开了通途。
中国共产党讲民主，同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最大区别，就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要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也是最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民主。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重蹈历史覆辙，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民主作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理念的、抽象的，但作为国家制度安排，却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执政党要把自己关于民主的理解从诉求变为制度，往往要经过曲折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很好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第一部宪法里，就贯穿着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两大原则。人民民主、人民幸福这一神圣而庄严的追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它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拥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顽强的斗争。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以后，毛泽东感觉用了许多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四大”的方式，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的“反修防修”问题。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已有的民主与法制彻底打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被推向了极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原先曾经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各级领导，竟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没有料到，党内少数野心家和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沆瀣一气，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时，也有貌似民主的“大民主”，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在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打砸抢分子的怂恿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滥用“民主”、滥用“群众运动”的恶果就是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被严重破坏，甚至是被践踏。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由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