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开启银幕传奇 电影如何塑造国家形象(2)

　　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相当一批表现模范英雄形象的影片依然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人物的概念化，公式化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长期弊病，这对我们的国家形象无利而有害。”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说。

　　“2010年的电影票房达到百亿之后，被各界认为中国电影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但机遇往往产生在历史发展的衔接阶段，往往会经历新旧交错的复杂历程，往往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正因如此，电影工作者应该始终在电影的快速发展和进步面前，努力保持清醒的判断，保持忧患意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说。他认为，创作水平的参差不齐、艺术质量的良莠混杂，仍然是制约电影进步的重要因素；个别创作中暴露出来的不良苗头，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和警觉，这些问题同样也可能成为银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障碍。　

　　文化的感悟、文化的影响、文化的记忆对于不同人群、不同性别、年龄、阶层和习俗的人来说，是千差万别的。“中国电影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应该立足于多元化、多类型、多风格的产品开发，从不同题材、不同作者和不同试点出发来表现中国现实的历史，凡人小事和宏大史诗、轻声细语和民族呐喊、个体生命和英雄群像。”陆贵山说。

　　中国电影的叙事模式需要进一步突破，国家形象不能以一种贴标签的方式嵌入电影叙事，而是要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可影片传递的文化逻辑。“电影叙事中不要把个人欲望、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要注重合理满足观众个体的诉求，使观众在梦幻的情节逻辑中接受一种文化逻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建议。

　　一抹中国红背后的绚丽画卷

　　电影语言与民族文化、传统理念、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1月18日，一抹绚丽的中国红闪耀纽约时报广场，6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获世界各国好评。黄式宪称赞这是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范例。

　　“形象”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感念，银幕上的“中国梦”是跟每一个电影人紧密相连的。说到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中国形象，不能不提到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王家卫、成龙、李连杰、张曼玉、巩俐、章子怡。电影艺术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形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说，“当我们提起伯格曼时，我们就联想到了瑞典；当我们说起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我们眼前就浮现出东方特色的日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奥黛丽·赫本，能够锤炼成约翰·韦恩，绝不是偶然的。除了艺术家个人天赋，一定是与其所处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血肉相连。”

　　倪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银幕上的国家形象策略进行了详尽梳理。他认为，民族国家诞生的影像历史，是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银幕话语，这在确立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历史观上，起到积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复杂、艰巨的多方挑战，树立社会主义国家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是任何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因此，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突出人民革命的斗争史和胜利史，强化主流意识的询唤功能和广大受众的主体建构，成为电影中的持续性表现主题，比如《南征北战》、《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青春之歌》，一直延伸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国大典》和《大决战》系列。　　

　　20和21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出现了国家化、多样化的诸多考量，比如《横空出世》、《国歌》、《我的1919》等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来体现国家想象和人民记忆，《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等则将民族关怀向深度拓展。“国家形象和个人生命、历史进程和个体奉献、民族自信和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在世纪之交的公共视野中，越来越成为社会呼唤和观众期待的电影形象和人文主题。”倪震说。

　　中国电影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国家形象塑造，又如何更好地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这尽管是电影创作的老话题，在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当下尤其值得我们深思。2011年电影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全国电影总产量达到791部，电影总票房达到131.15亿元，银幕总数达到9200多块。“如果中国电影在相当数量的作品中体现不出相当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那么我们恐怕于电影自身则难以自洽，于电影观众则难负责任，于电影文化则形成损害。”童刚说。

　　2012年，中国电影面对产业化改革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电影人担负的使命更大、责任更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