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隐居因不想再做江湖人 被打让一切幻灭(2)

　　一种恐惧

　　洪峰说，他常常感到一种恐惧。许多感受或许来自童年的阴影。

　　年三十，父母亲去革命了，洪峰和哥哥听有人在推他们家的墙，实际上是很远的地方在放鞭炮。他记得哥哥搬一张桌子还搭上把小椅子，他在底下扶着，哥哥拿把斧子往窗外看。

　　他父亲那时是县里炼铁厂厂长，被批斗那天，洪峰看到办公室主任，这个平日和蔼的叔叔，一反常态地瞪他一眼，骂了句：“小崽子！”

　　小学同学的爸爸是教育局局长，被关起来后，他们俩去看守所看他爸爸，趴窗户上看，同学爸爸被带子吊着，被打到没有人声。

　　少年洪峰亲眼看枪毙。一个长春来插队的知青，从车上拉下来，执行的指挥员拿小红旗往地上一撂，就看那脑壳飞起来一块，阳光下的血像雾一样喷起来，然后听见枪响了。

　　当他成了一个很成熟的作家后，就相信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但他童年的馈赠却是恶梦。“总梦见我哥哥打架打不过我，我可以把他摁倒，但是我手足无措舍不得打他，他把我翻过来后，逮啥拿啥打我。”

　　童年经历让洪峰敏感而脆弱，从而对朋友、感情特别在乎，“就是怕失去，怕背叛、怕伤害”。

　　这种性格，影响洪峰和整个文学圈子的交往，比如他特别不愿意主动召集或者被动参加自己作品的研讨会，怕别人和他谈对书的理解，说好话他受不了，说坏话他也受不了。“我是担心会产生冲突。”洪峰说。所以，不少人觉得洪峰“太狂”。

　　“我内心里喜欢的生活就是眼下的生活。”洪峰望着院子里几只藏獒，还有自种的草莓，神情淡然，“就是你有效地躲避不得不进行的一些交往，也躲避可能的伤害。当你不交往的时候伤害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达到了某种相对的安全感。”

　　隐居在西南一隅，洪峰希望不再卷入任何圈子，也希望别人忘记他。

　　马武村

　　2008年，洪峰正式到会泽定居。之后他给自己和家人建了一座“城堡”，起名珞妮山庄(珞妮后来成为他女儿的名字)。他要坚固，用最高标号水泥，墙壁也更厚一块砖。做个局外人，他要有自己的世界，坚固城堡必不可少，骨子里对人际间的复杂和可能的紧张，需要自我隔离的安全感。

　　洪峰对陌生的乡村生活并不能适应。他已年近半百，依然害怕冲突，本能地渴望与人群远隔。甚至与妻子蒋燕的家人，他也觉得格格不入。

　　有时，他正在那儿专心地写东西，老岳父会“像幽灵一样飘进来”，把一个暖壶放桌子上，把他吓得“一瞬间要死了”。之后，整个思路都没了。

　　时不时就会发生争吵，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是不是要在两家院子中间的墙上开个门。这让他有些悲哀。

　　村里人只知道老蒋家大姑娘找了一个老头，是大城市来的，好像说是写书的，但没人和他交谈过几句。有人来串门，都是在一楼堂屋，洪峰很自觉地上楼了。他听不懂方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你们说话，你们也听不懂我。”洪峰说，“就是局外人了。”

　　这个有5000多居民的村子，离县城只有6公里，人均农业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一年之中，除了家人，洪峰在这里遇见最多的人，就是村支书吕昌贵，但说话也不过两三次。吕昌贵是复员转业军人，1985年从西藏回来就在村里做农科员，是村里仅有几个会说普通话的人。洪峰一直很想和他处好，他明白，即便在这里做个局外人，也免不了要和村人打交道，吕昌贵无疑是个关键。

　　村里人真正知道洪峰的名字，是几年前，洪峰参与村里修路，很多媒体来采访。洪峰和记者们说，让吕昌贵多出镜。

　　洪峰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换来一种“能够感觉的安静”。以前海岩有本小说叫《平淡生活》)，但洪峰觉得，“平常”生活才是关键。平常的生活不平淡，非常的丰富，这种局外人的丰富，来自于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

　　当妻子蒋燕的癌症手术成功，他们在马武村建起了珞妮山庄，小女儿珞妮也出生了，日子显得平常而安静，洪峰一度感觉，这么多年的不顺和纠结，差不多该了结了。

　　“我有十足的能力去控制生活本身了。”洪峰说。